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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序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加强服务贸易纵深,增加自主技术及知识产权在服务贸易中的比例,提升服务贸易输出附加值,有效收窄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中外服务产业合作园区,充分利用浦东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前海开放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平台,积极与国际先进服务业衔接,建立自主服务业市场。
同时,完善国内旅游消费环境,用好扩大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旅游消费回流。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计算机和信息软件服务、咨询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在服务业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运输和保险服务,将我国货物贸易转化为服务贸易产业优势。带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相关国家的服务产业合作,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还有,优化引导居民储蓄和消费回归合理水平。要降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并不适宜直接运用扩张或紧缩的财政赤字政策,而应当将政策重点转移到完善居民保障上。
此外,积极布局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通过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布局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开发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打造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带动我国商品和劳务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
最后,大力推动生产经营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结合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对外资投向进行引导,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行长期性投资,增强外国直接投资的稳定性。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定各自相适宜的政策,在市场准入门槛、占有率及股权比例等领域,针对不同出口导向程度、不同产业、不同技术层次的外商投资企业加以调整,引进我国真正需要的技术、品牌、人才、知识、管理理念等优势生产要素,从而推动我国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的升级进步。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