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项目顺差一直被视为各国贸易顺差的“定海神针”，也是外汇储备来源之“压舱石”。改革开放以来，经常项目顺差一直占到了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80%以上。我国经常项目在经历了长期的持续顺差后，于去年一季度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大额季度逆差，经常项目顺差的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化趋势

我国经常项目差额规模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1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从315亿美元萎缩至174亿美元，年均下降17%。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经常项目顺差开始大幅增加，年均增速达61%。2008年顺差为4206亿美元，达到峰值。2009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双向波动加剧。经常项目差额围绕“基本平衡”的目标波动。2009年至今，3年顺差增长，7年顺差下降。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出现341亿美元的大额逆差；二季度，转为顺差53亿美元；三季度，顺差再次扩大至160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不稳定性逐渐加剧。

如图1所示，经常项目差额与GDP的比例变动方向呈现相同的规律。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均在国际认可的合理区间4%以内变动。

货物贸易差额对经常项目差额稳定性起决定性作用。货物贸易差额在经常项目差额中占比平均高达146.1%，其走势与经常项目差额趋势高度一致。2009年以来，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削弱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稳定性。服务贸易差额对经常项目差额的贡献度平均为-33.4%。

经常项目差额向弱稳定转变。自2009年起，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来的稳定转变为明显的弱稳定。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2009年次贷危机的冲击以及我国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这表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受到外部冲击影响时波动较大且恢复至正常水平所需时间较长。

影响经常项目差额的因素

从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因素来看，加工贸易对经常项目顺差影响最大。

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部分企业已逐步转内销，或转为从事一般贸易。在当前加工贸易进出口萎缩、占比逐步下降的情况下，经常项目顺差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一是通过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投入，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带动出口及顺差增长；二是内销市场的开拓、制造环节外迁导致出口及顺差的缩减。尤其是出现大量企业集中退出等偶发因素时，短期会增加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

财政赤字扩张对经常项目顺差的作用正在削弱。1998~2017年，我国长期实行奖励性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有力地支持出口持续增长，使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但同时加重了财政负担。

然而，长期来看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关系并不必然是正向的。200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导致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经常项目差额却呈缩减态势，表明赤字的扩张对经常项目顺差的扩大作用正在削弱，财政赤字的过快增长可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从而加大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

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经常项目顺差萎缩。1998~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维持“二、三、一”的结构，第二产业占比领先，导致货物贸易顺差增大，不断拉升经常项目顺差。从2012年起，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强，占比达45%，并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同时，服务贸易持续逆差扩大，导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出现持续下滑。

投资储蓄差额缩窄引起经常项目顺差下降。1998~2018年，我国储蓄率一直领先于投资率，经常项目差额与储蓄投资缺口基本保持同向变动。2003~2008年，储蓄投资缺口扩大，导致同时期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大幅增加。2017年，储蓄率由2008年的50.8%降为46.4%，投资率由43.2%上升为44.4%，二者缺口缩窄至2%，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也由2008年的4206亿美元降至2017年的1649亿美元。

从以上研究来看，经常项目差额脆弱性需持续关注。经常项目盈余的构成已发生变化。货物贸易顺差的缩减和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呈现一定的趋势性，对经常项目差额稳定性产生影响。其中，经常项目顺差过分依赖货物贸易进出口需引起关注；服务贸易和经常转移项下长期逆差也加剧了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

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变为内、外需协调拉动；从依靠第二产业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从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转变为一般贸易和新型贸易业态。在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影响下，经常项目差额也将趋向新的平衡状态。因此，需要正确看待，寻求经常项目差额的均衡发展，不一味追求顺差或逆差。

储蓄投资缺口变化并非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最重要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全国经常项目差额受储蓄投资缺口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分析需结合国情，统筹考量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实施，促进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合理均衡发展。

如何促进经常项目健康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经常项目的健康有序发展，笔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主动适应经常项目差额变动新常态。在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市场预期稳定的背景下，顺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减少依赖加工贸易形成顺差，鼓励引进高、中端先进技术产品，巩固我国制造业发展良好基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有序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扩大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顺差的快速下滑。

其次，努力推动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尽快实现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成品进出口转换。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引导其向高端产业链发展，由单纯加工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延伸，着力提高加工贸易企业在高端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设备等设计制造环节的生产能力。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加大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创新发展的力度，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断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再次，有序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加强服务贸易纵深，增加自主技术及知识产权在服务贸易中的比例，提升服务贸易输出附加值，有效收窄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中外服务产业合作园区，充分利用浦东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前海开放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平台，积极与国际先进服务业衔接，建立自主服务业市场。

同时，完善国内旅游消费环境，用好扩大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旅游消费回流。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计算机和信息软件服务、咨询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在服务业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运输和保险服务，将我国货物贸易转化为服务贸易产业优势。带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相关国家的服务产业合作，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还有，优化引导居民储蓄和消费回归合理水平。要降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脆弱性，并不适宜直接运用扩张或紧缩的财政赤字政策，而应当将政策重点转移到完善居民保障上。

此外，积极布局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通过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布局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开发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打造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带动我国商品和劳务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

最后，大力推动生产经营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结合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对外资投向进行引导，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行长期性投资，增强外国直接投资的稳定性。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定各自相适宜的政策，在市场准入门槛、占有率及股权比例等领域，针对不同出口导向程度、不同产业、不同技术层次的外商投资企业加以调整，引进我国真正需要的技术、品牌、人才、知识、管理理念等优势生产要素，从而推动我国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的升级进步。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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