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囊括“2+9”个地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三角9座城市（深圳、东莞、惠州、广州、佛山、肇庆、珠海、中山、江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将作为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引擎作用。

从金融层面看，大湾区加强了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岸和离岸的界限将更为模糊，而互联互通机制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未来，大湾区究竟对金融业意味着什么？沪深港通、债券通将如何扩大功能？离岸市场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对此，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副主管王卫。

王卫表示，“纲要确立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对广州、深圳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也给了明确指示。”在他看来，债券通有望大扩容，未来“北向通”从资金流入量、品类到风险对冲工具都会继续扩大，甚至离岸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来更多参与一级市场的发行项目；“南向通”估计会以逐步开放的形式推进，内地投资者可以参与中资美元债等离岸债券品种的投资。

此外，沪深港通在连接两地股市层面将发挥更大功能。早前在深港通推出时，两地证监会原则同意将共同研究合作推出其他金融产品，并已就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纳入互联互通的投资标的达成共识。当前，众多外资机构认为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沪深港通是互补且重要的投资A股的工具。

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王卫表示，在大湾区涉及的11个城市里，最关键的是四个城市分别是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实则得到了确立和强化。

“相对而言，深圳则是需要对标国际，作为中国的高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更多是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服务区域经济，例如制造业等。”他称。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多元制度格局，这是其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在“一国”大背景下，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优势，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港元与美元挂钩，金融市场开放，出入境相对开放和简易，采用普通法制度，以中英双语为法定语言，与国际商业市场完全接轨，同时也有“两制”之便。中信建投的分析提及，“一国两制”再加上三个独立关税区，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

在王卫看来，未来内地和香港将是互相合作、取长补短，“这和美国有芝加哥、纽约、旧金山一样，面对的客户一致，但提供的产品偏重不同。”打个比方，正如机构也认为的，不论是A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未来会产生一个“共同市场”的概念。在A股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真正优质的公司大约有300多家，而在港股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除去“A+H”股，也有300家左右的优质公司，再加上在美国上市的小部分优质互联网企业以及B股的少数企业，总共会有600多只优质股票，这些股票会成为“中国股票池”，国外投资者不会再刻意区分这些股票到底是A股还是港股，而是会直接购买股票池中的股票。

此外，在纲要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大湾区就是临海经济区，航运、海洋资源、海洋服务、海洋环境等都是海洋经济的组成部分，其要有配套的海洋金融，各界需要大力开发相关的海洋产业和贸易融资、投资和风险管理业务。例如，区域内海洋相关企业可以加大发行债券，也可以把海洋相关的资产证券化。”

债券通有望“南北”扩容

此次，纲要也提及，不断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各界认为，债券通未来扩容的概率很大。

今年7月，债券通就将迎来开通两周年，其发挥的作用明显，2018年约有41%的净增持通过债券通实现，而QFII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等渠道的作用边际减弱。资产配置方面，人民币债券资产占外资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35%，已成第一大类。在债券通一周年之际，债券通有限公司数据显示，当时债券通帐户数量就有356个，其中过半由国际机构投资者设立。德银策略师刘立男认为，在人民币债券市场即将于今年4月被纳入国际指数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愈加重视债券通发挥的门户作用。

在王卫看来，北向通的资金流入将进一步扩大。截至2018年10月末，以人民币计算，彭博巴克莱中国综合指数回报率超过7.11%，10年期国债期货的主力合约2018年累计大涨4.91%，在全球九成资产都在下挫的去年，中国的“债牛”加大了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同时，近期监管机构将开放一系列债券通利好政策，包括推出交易分仓、实施即时货银对付交收方法、允许债券通投资者开展回购及衍生品交易等，未来通过债券通涌入的境外机构投资量将继续扩大，交易更加活跃。

此外，王卫也提及了“新股通”、“新债通”的概念，即除了二级市场，未来境外投资者可能有望通过北向通更多参与债市一级市场投资。“例如此前财政部、国开行、央行在香港发债，以后在内地各种债券一级发行，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债券通来认购，而不需要相关机构再另外聘用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行班子去香港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债券通的南向通尚未开通，但王卫认为其会逐步开放。“尚未开通的原因在于，中国境内债市，无论是交易所还是银行间市场，交易场所集中度和场内属性较高。然而，即使许多在香港发行的债券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但仅有极少数在交易所交易，境外债券交易基本依循国际惯例在场外（OTC）交易，OTC市场存在分散度较高的特点，欧美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债券市场也以OTC交易为主。”

他表示，“境内机构在境外交易的经验比较短、少，虽然技术上并无太大难度。实际上如果允许境内投资者在境外金融机构开立专用账户，并通过债券通的方式进行投资，南向债券通也可以实现资金的闭环。届时这将由经验丰富的境外券商来执行，所以对投资者而言，场内还是场外交易均将便利。”

在王卫看来，境内“债牛”已经过半，相比之下，当前离岸中资美元债市场具有吸引力。在离岸市场，房地产企业、城投公司和金融机构是发债主力军。“在政策放松、经济有望企稳、地产龙头市场占有率更高的背景下，其实部分中资美元债券的收益率虚高，地产龙头具备穿越周期的能力，应对流动性冲击的准备已经越来越强，但此前它们在内地发债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在离岸市场付出更高的票息。”

海通证券认为，2019年中资地产美元债的发行需求主要受政策指导和相对刚性的再融资需求影响，发行规模将整体趋稳。受到期偿付高峰来临的影响，净融资规模或保持低位。

数据显示，投资级地产美元债2019年1月境内外利差中枢处于27至79个基点之间，较2018年同期提升约193个基点；高收益地产美元债今年1月境内外利差处于96至256个基点之间，较去年同期提升约208个基点。

提升互联互通能级

基于大湾区纲要，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能级将不断提升。

例如，纲要就提及，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大湾区内的企业可按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扩大香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稳步扩大两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等；同时，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等。

2015年5月，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于当年7月正式开展两地基金互认。开闸3年多来，已有近20只北上互认基金获批。王卫表示，在沪深港通、债券通的基础上，未来还将有更多资金、资本进一步互联互通，包括现在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新股通”、“大宗商品通”以及“ETF通”。同时，大湾区内企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便利度也有望大大提升。

此外，他提出，未来发行、投资债券，无需再刻意区分点心债、在岸债券的的概念，“在境外以不同形式、不同文件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其实只是跨了一个界，但如果这个界限是平的，也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当前的界限主要在于监管、制度。对企业而言，究竟是发行人民币、美元还是欧元债券，并不过分考虑界限的概念，均可作为融资计划的一部分，哪种货币价格更合适、发行量满足需要，就以哪种发行。”

机构也呼吁，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不应因短期市场波动而停止，且吸引外资持续流入的关键在于推动双向流通、强化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市场透明度和信用。此前亦有机构人士表示，可以想象，如果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收紧或波动很大，利率会被人为大幅推高，对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投人民币债券还是股票，都会形成障碍。试想如果目前境外人民币利率到达5%以上甚至是10%的水平，那么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市的意愿会大大受到抑制，甚至引发资本外流。同时，高企的境外人民币利率也会使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投资价值产生怀疑，毕竟利率水平是决定股票价值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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