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两年半，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下称《人间世２》）在2019年元旦悄然回归。在这个象征着新生的日子里，人们忍住泪水，目送第一集里患重病的孩子像烟花一样离开人世。

仍然是发生在医院的故事，仍然追问着生生死死。和第一季一样，它试图告诉人们，现代医学的复杂与残酷，医学是有边界的，医生竭尽全力往往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在患者之苦和医者之难的冷静呈现中，重建医生与患者的理解和信任。

深度报道出身的主创们，还想往前走一步，看得更远一些。从第二季第一集开始，他们有意识地将社会议题置入叙事当中：罕见病的救治与普及，职业病的认定和诊断，癌症患者昂贵而艰险的抗癌之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养护困境，他们还拍下了第一季未能完成的医患纠纷现场和精神病患者的处境。50个人，9个摄制组，200多个拍摄对象，每600分钟素材剪1分钟进入正片。他们笨拙地等待和靠近，试图呈现更广阔社会的真相。

医院是观察社会的最佳场所，从出生到死亡，几乎容纳着人一生需要经历的一切，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人间世２》总制片人周全说，日常生活会让人的感知钝化，当人们身处医院，会变得锐利和敏感起来，重新审视那些看起来遥远而极易忽视的东西。

在讲述一个个社会议题的同时，镜头关照的是那些平凡的个体。医学冰冷，温度存在于那些为开拓荒原而坚持不懈的人，他们是被下达死亡判决书还依然顽抗癌细胞的病人，是争分夺秒挽救生命的医生，也是遭遇丧子之痛后颤抖着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的父母。重要的不是呈现苦难本身，而是人在极端困境中的选择，即使知道努力是徒劳，他们身上强大的能量、求生的努力打动了拍摄者。他们想把这些瞬间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

为什么观看他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导演范士广一直记得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精神病患者、失智的老人、罹患骨肉瘤的孩子，他们和每个人有关：“谁是边缘，谁又是主流，谁来画圆心，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关心。”日常生活中蕴藏的惊心动魄，驱使人们思考：“人应当以怎样的品相生活下去。”

推动哪怕很小的进步

在第二集围绕高危产妇展开的《生日》播出之后，许多观众出离愤怒：已育两个女儿的产妇冒着大出血风险，九死一生产下男孩；肺动脉高压患者执意要生产，最终因并发症去世。人们无法理解其中两位女性的选择，觉得“她们是不是疯了”，进而责备两位产妇的家属，认为他们逼迫女性冒险生产。

根据《婚姻法》，夫妻双方对生育后代意见相左时，法律首先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人间世２》团队看到更多的是在危重产科病房，聚集了许多为了生育而不顾一切的女性。关于网上引发的讨论，范士广认同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中的回应，她写道：“人类几乎是唯一会选择自杀的物种，有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摆在首位，有人把生孩子摆在首位，外人无法对她的选择做出判断，尤其不能做道德评判。”

范士广认为，人们身处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选择的巨大差异：“只要去中国农村、大量的三四线城市，在温州、福建等宗族意识较强的地域看一看，在医院的辅助生殖中心每天排队的人有多少，就知道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很多地方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多么根深蒂固。”

导演秦博告诉第一财经，《人间世２》要做的不是批判和谴责，但也不代表他们认同某种观念：“生育是伟大的，但也可能造成个人的负担，甚至是枷锁。我们希望更多女性在选择的时候，不要被他人的意愿所裹挟。”

《人间世２》希望不仅仅是呈现，而是推动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进步。比如对科学精神的普及，让一个肺动脉高压患者了解，生育于她而言意味着高风险，进而能够做出更理性的决定；让信息更准确地抵达需要他们的患者身上，找到专业医院进行及时治疗；让公众不再妖魔化一种疾病的患者，理解他们身处的世界。

在做深度报道记者的时候，秦博和范士广都曾关注过魏则西事件，魏则西是一位骨肉瘤患者，这是一种“连续抛22次硬币，都是正面”概率的疾病，概率百万分之三，它在骨科当中是最少字数的一个章节，多发于青少年，至今仍有很多骨肉瘤的患者遭遇和魏则西相似的困境。因为病情特殊，基层医院无法确诊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秦博和范士广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到了骨肉瘤患者，很是心疼：“安仔（蔡炫安）在各个医院流转了很长时间，走了很多弯路，就是基层医院诊治不规范，对疾病的常识不了解；王思蓉一开始一直说自己腿疼，大人一直以为是生长痛，可谁能知道是骨肉瘤。”

未播出的一集中，他们拍下了第一季未能拍摄的精神病患者，在接近精神病患者之前都有过一定程度的恐惧，可是医生反驳他们：“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范士广说，公众对于精神病疾病严重妖魔化：“每个人都有狂躁症，只不过是轻度狂躁还是重度狂躁。每个人都可能抑郁，这和感冒发烧一样，可以通过治疗痊愈。但是当你工作当中，发现有精神病患者，大家都会很害怕。”

范士广认为，癌症、精神疾病应当被社会重视：“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癌症病人，每七分钟就有一个人被确诊为癌症，它是人类的头号公敌，每天夺走多少人的生命，这应当是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时，面对这样的敌人的时候，应该是盲目乐观还是绝望悲观，我们得知道真相是什么，才有准备。”

镜头下真实的医患关系

秦博在瑞金医院蹲守一年多，记录了127起医患纠纷案例，在有时沉重有时令人啼笑皆非的医闹场景中，他试图找到问题的症结：医疗风险、资源紧张、血源不足、青年医生成长需要时间等等。

他发现，很多病人对医学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治病突然出了别的毛病，不理解；手术后别的床位恢复得快，不理解。核磁共振要等一个月，接受不了；床位紧张，赖着不走，外面的病人就进不来，手术就没办法安排。”医生和患者一来一去，难免说两句话不得体，就“医患纠纷”了。

每个人都希望医学不断进步，但没有人愿成为进步的代价。现代医学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医生也会犯错。年轻医生需要失败病例来不断累积经验，他们成长再快，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博记得，一位骨科医生把一次失败案例的病人骨骼做成模型放到自己办公室，每次遇到类似重大手术的时候，就会看一下这个模型再去手术：“一个人选择做医生，吃这么多苦，多少还是想做点事。”

范士广一直告诫自己要警惕，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呈现医生的形象。他坦言，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态度恶劣的医生的确存在，但他始终认为，这个职业本身值得歌颂：“它有光环，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它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精神。”

一个人要成为医生，本科五年，硕士七年，博士需要十年，甚至十二年的时间，才有能到医院给病人看病的机会。

“医生门槛非常高，他们的使命是治病救人，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医治另一个生命。12个小时在手术台上是医生的常态，哪一个职业可以做到呢？我们不想培育公众对医生的不满。”范士广观察到，已经有很多人放弃了医生职业：“辛苦，钱又少。一个小医生，在他职业生涯的前五年，一个月3000块钱。很多人跳槽去了医药公司，如果这么重要的职业优秀的人都不干了，那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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