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往很多药企委托CSO公司做销售外包，实现销售的同时也是为了剥离风险。但是医药代表备案制让风险又回归到药企，握有批文的药企将承担备案的责任，即便药企将其产品授权给CSO公司推广，也将和药代牢牢绑定。一旦药代违规，监管部门向药企追责，因此药企在选择CSO公司时必须慎重。

去贿赂化的生态环境下，不仅有直接监管，还有间接影响政策。目前4+7带量采购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集中招标工作，4+7地区的药品使用量占全国的30%左右。对于中标的药企来说，销售量得到了满足。

安永大中华区风险咨询总监周雪琳表示，国内大部分药企的业务都聚焦在成熟药领域，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使成熟药的价格断崖式下跌，未来会迅速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上游生产企业没有太多利润空间去支撑原来40%左右的营销费用，也就没有贿赂的资金来源。并且，量价挂钩的措施下，药企不需要再去进行销售环节，商业贿赂的场景已不存在。

据记者了解，2018年“两票制”全面推开，对营造去贿赂化的环境也有积极影响。原来通过多层经销商、复杂流程来掩盖不合规现象的行为，在“两票制”执行、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以后，也很难存在。

“直接和间接的政策管住了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两个主体，一个是医院医生，一个是药企。对于药企来说，既要加强监管，使整个医药的生态环境运作更加规范，也要在政策背景下去做营销模式的转型。”周雪琳说。

瑞银证券分析师医药行业赵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产品升级换代是药企实现转型的重要路径。具体来说有三条路，像恒瑞医药、齐鲁制药等公司一样，走Big Pharma（大型医药公司）路径进行自主研发；进行兼并收购，收购产能和品种；或者走license-in模式引进新药。其中自主研发需要极大投入，加上有些品种自主研发的难度太大，license-in模式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更为便捷有效。

赵冰表示，近10年来医药行业毛利润一直下降，基本每年下降0.2-0.5个百分比不等，但净利润却基本持平，说明大部分药企都在加强管理，减少支出，降低成本。“要节流，也要加快速度开源，升级换代产品，是药企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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