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零年薪”行为未必是真高尚，在一定程度是套路满满。“炮手”董明珠就曾抨击过那些只拿1元年薪甚至1分钱不拿的创始人，不拿这年薪，然后各种开支走公司账就可以很巧妙地达到避税目的。

而最不合理的地方是，劳动所得多征税，投机所得反而少征税。

当广大普通百姓靠勤劳很难再致富，劳动者反而成了整个食物链中最被鄙视的底层；当社会价值观普遍认为，获取财富不再靠劳动创造而是要靠资本投机时，危险即将来临，因为不劳而获的投机思维传染性太强，会很快激发全民赌性大爆炸，一旦如此，所谓的工匠精神、技术创新就将化为泡影。

操作层面尚有提升空间

除了上述落差和滞后，落实到具体层面，个税改革在具体操作层面尚有提升空间。

事实上，任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都得接地气，不能脱离方方面面的实际。

拿个税法案中的多项抵扣而言，从可操作性上看，在中国各地区离散度极大，各种复杂情况共存，国民性善巧方便的条件下，存在审核难、取证难、证明难等现实问题，而大数据能否真正做到疏而不漏，税务部门能否承受大量审核工作也尚存疑问。此次房租抵扣遭遇房东抵制就暴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

类似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此次个税改革中。此前，财税58号文规定，7月1日起科技成果转化奖金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此科技界反应强烈，被认为是“增强了科技人员的获得感”，“将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然而，创新是全社会的事，是系统工程，不只是科研成果转化这一小段，还离不开基础教育、大学教育这几段。税收政策如何在这些环节体现？

只要将格局放大，将细节做细，中国税改空间还有很大，只不过大多隐藏在制度性的软肋中，如对待财产性收入，增税与减税的选择，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福卡智库”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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