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菲舍尔：Crispr-Cas9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技术飞跃，也许未来对基因治疗领域来说也是一大突破。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修改和剪切DNA，但还不够精准和容易。

问：如果我们改变生殖细胞会发生什么？

阿兰•菲舍尔：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之前确实有人提到过，为什么不修改具有疾病风险的人类胚胎？因为这没有意义。通过体外受精，胚胎植入前运用遗传学诊断技术识别患病胚胎，这样一来一对有风险的夫妇就可以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因此，修正携带疾病基因的胚胎并没有意义！

当然，在当前形势下，菲舍尔教授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必须记住的是：第一，关于允许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PGD）的争议是漫长而艰难的，可以预见到这个技术的合法普及会遇到许多阻力，包括宗教层面，但又不仅仅来自宗教。左派里的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黑暗时代的“优生学”的死灰复燃。我对此有所了解，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参与过不少关于PGD的讨论，特别是与勒内•弗莱德曼（René Frydman）一起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胚胎筛选的文章，指出在胚胎携带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患有先天性黏液稠厚症，应当对胚胎筛选予以批准。此外，抛开有用或无用的讨论，虽然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PGD操作来取代生殖基因操纵，但是从科研层面来看，生殖基因操纵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危险性远远超出PGD，甚至令人恐惧，因为它的结果会传递给后代。不过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要完全根除某种带病的基因，这种方式会更彻底、更有前景。此外，阿兰•菲舍尔尽管反对这种假设，但或许是为了最终排除使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他不禁提出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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