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剪切/复制”基因序列片段的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当前的生物技术已经能改变人类个体的基因，就像人类很久前改造玉米、水稻和小麦的种子一样（这些出了名的“转基因作物”引发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担忧和愤怒）。人类基因改造这条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能随意改变孩子的某一特质——智力、身高、体格或相貌，选择性别、头发或眼珠的颜色？目前人类还没有到那一步，技术和科学层面还存在诸多障碍，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各地有许多科研小组正在极为严肃地研究这一课题。

科学是否已经走得太远？变运气为选择，是不是人类的妄想？法国前教育部部长、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吕克•费希的警世之作《超人类革命》，曾在欧美引起轰动。作者在书中详尽地分析了“超人类革命”产生的背景、围绕着它的无数争议，以及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和建议。

经授权，第一财经摘选书中章节，与读者分享。

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四大领域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而如今正是生物技术发展的蓬勃期。我们现在来谈一下“NBIC”中的“B”，即生物技术领域。

在2000年，人类成功测出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序列，我要提醒一下，当时这项工程花费了近30亿美元，而如今只要3000美元左右就可以做一次检测。也许到21世纪末，DNA检测的花费连100美元都不到，并且通过这样的检测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基因的任何异常状况，而DNA检测也会变得就像我们如今的验血一样普遍与简单。但是生物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并不是DNA检测的成本问题。最近研究人员研究出了一种名为Crispr-Cas9（注1）的基因敲除法。看名称似乎方式很粗野，“剪切-粘贴”我们的DNA，甚至进行混合，就像通过文字处理器纠正拼写错误或者移动句子一样容易。有了这个技术突破，通过生物外科技术，几乎所有的不可能都能成为可能。比如说，可以任意将一个基因的表达关掉或打开，可以修改、删除、混合基因。显然这种技术给基因工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即使这些愿景还未在人类基因工程的领域中转化为现实。这里我给大家看看阿兰•菲舍尔（Alain Fisher）先生——法兰西学院教授、遗传性疾病研究所所长——在2015年12月10日接受法国杂志《新观察家》采访时的有趣对话：

阿兰•菲舍尔：Crispr-Cas9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技术飞跃，也许未来对基因治疗领域来说也是一大突破。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修改和剪切DNA，但还不够精准和容易。

问：如果我们改变生殖细胞会发生什么？

阿兰•菲舍尔：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之前确实有人提到过，为什么不修改具有疾病风险的人类胚胎？因为这没有意义。通过体外受精，胚胎植入前运用遗传学诊断技术识别患病胚胎，这样一来一对有风险的夫妇就可以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因此，修正携带疾病基因的胚胎并没有意义！

当然，在当前形势下，菲舍尔教授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必须记住的是：第一，关于允许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PGD）的争议是漫长而艰难的，可以预见到这个技术的合法普及会遇到许多阻力，包括宗教层面，但又不仅仅来自宗教。左派里的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黑暗时代的“优生学”的死灰复燃。我对此有所了解，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参与过不少关于PGD的讨论，特别是与勒内•弗莱德曼（René Frydman）一起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胚胎筛选的文章，指出在胚胎携带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患有先天性黏液稠厚症，应当对胚胎筛选予以批准。此外，抛开有用或无用的讨论，虽然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PGD操作来取代生殖基因操纵，但是从科研层面来看，生殖基因操纵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危险性远远超出PGD，甚至令人恐惧，因为它的结果会传递给后代。不过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要完全根除某种带病的基因，这种方式会更彻底、更有前景。此外，阿兰•菲舍尔尽管反对这种假设，但或许是为了最终排除使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他不禁提出以下问题：

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带来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风险的因素……例如，CCR5基因是让艾滋病毒进入人体的受体。在极少数人的身体中，这种基因会发生突变，使之抵抗艾滋病毒的感染。难道我们不能让每个人的CCR5基因都失活，使大家都具备抗感染的能力？那会是个庞大的工程，因为必须修改所有胚胎的基因组。我们能确定这种修改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CCR5基因还有助于免疫系统抵御某些病毒感染。我们有权修改后代的基因组吗？

这些确实是问题，至少是超人类主义关心的问题，拥护者们显然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只要采取预防措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就可以避免负面结果，等等。但是，这可能吗？我们可以控制一切吗？阿兰•菲舍尔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超人类主义者，这完全可以理解，也代表了很多人对超人类主义所持有的合理的保留态度：

在一些人的憧憬里，这种技术也可用于增强人类的机能：能够跑得更快，感觉更敏锐……但我们真的想获得这些吗？医疗界则有不同的目标：在天生条件容许的范围内使人类达到寿命最长、状态最佳。如果我们用这些新技术来拯救一个两岁孩子的生命、治愈一个身患癌症的成年人，再好不过。但延长所有人的生命，使之超过一百年，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全是老人的世界里？

菲舍尔的论据既有力又无力。说它有力，是因为操纵生殖基因的危险无法估量，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个问号，奇爱博士（注2）们的鲁莽令人担心；说它无力，是因为不能断言我们永远无法控制这些不良后果，不管是从科学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生物技术的发展（先验地说）无止境；说它无力，还因为一旦部分国家选择走上这条路，其他国家便不会熟视无睹，而是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发展生物技术；说它无力，因为人们总是有延长寿命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景无疑也包括了提高生命的质量，人类长寿的欲望不是伴随长久的衰老期，而是拥有永恒的青春年华。显然我们还做不到永葆青春，从现有的知识水平来看，我们还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没有人能断言这个梦想永远不会成真，也无法断言大自然设定的寿命限制必然与伦理层面上对寿命的期望一致。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因为它实在至关重要。自然是事实，但不是规范，是有形的天赋，不是伦理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健康地活过一百年，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解决这种情况肯定会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只是因为“这不自然”就要先验地剥夺选择的权利。此外，纵观医学史，一次次的医学突破难道不是从根本上以一种漠视道德的姿态与自然选择的“瑕疵”做斗争？如果必须严格遵循自然，我们是不是将基因传给子女之后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0岁，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极限，与达尔文的严酷自然选择做了顽强斗争？那么，谁能够下定论说人的生命进程该在什么时候停止？什么年龄的人就可以去死？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看看我的周围，随着我年事渐高，身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老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挚爱。我意识到很多年长的人依然渴望继续活着，一点也不想离开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毋庸置疑是合情合理的，对他们的遗产继承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有些继承人可能希望他们的等待也有结束的一天。

注1：此缩写的全称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看起来也不容易懂，而Cas9不过是说该物质（细菌核酸内切酶，一种可以切断DNA的被称为Cas9的蛋白质）与蛋白质9相关。

注2：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出自1964年出品的经典黑色幽默电影《奇爱博士》。该片剧情荒诞，讽刺了20世纪60年代美俄冷战时期国际政局荒谬、不安的氛围。影片中，奇爱博士提出用怪诞的方法解决世界末日问题。

《超人类革命》

吕克•费希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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