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随着近期全球金融条件收紧、贸易壁垒增加，基本面较弱和政治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入发生逆转，货币急剧贬值，通胀上升的威胁却限制了需求端政策的支持作用。

同时，增速的放缓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形成矛盾，更多的适龄劳动力失去工作岗位又进一步加剧了民粹主义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其负面影响还外溢至以欧洲为代表的其他经济体。在2010~2017年，仅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移民人数就超过100万，这也成为“反欧元”、疑欧、退欧盛行的重要导火索。

本就面临货币联盟脆弱性的欧洲，特别是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党群格局、劳动市场、对欧情结呈现二元化的南欧（尤其是同时受到财政问题困扰的意大利等国），或将由此接棒成为危机回潮的下一站。

作为本轮复苏的引领者，美国最终也面临自身内、外政策负面影响的回溢风险。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和多元化涨潮重新孕育的背景下，美国从支持多边合作中获取的收益客观上在减少，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鲜明的执政风格和“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逻辑也令其经济政策的整体包容性明显下降。在贸易摩擦后果完全显现、刺激效果渐次衰退、选情波折引发政策极化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重回衰退或成为危机回潮的尾声。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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