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债务人之所以敢于规避、逃避、抗拒执行，甘于沦为失信人，刘贵祥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失信成本不高，出现了一些“以失信换实益”、“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益”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在客观上纵容和助长了失信行为和失信风气，成为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成因。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的联动化和信息化建设，形成了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

比如，加强司法公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具体执行领域，最为突出的成效就是，抓住联动化和信息化这两条主线，推动与更多部门一起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息化的联合信用惩戒，不断完善失信惩戒体系。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截至2018年9月30日，限制乘坐飞机1463万人次，限制乘坐火车522万人次，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9万人次。有254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重拾信用，有力助推人民法院完成“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任务，也切实推进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新进展新闻发布会，特别指出：法院系统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效果不断显现，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大亮点。

当然，作为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体系建设还应进一步完善，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

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信用立法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建立。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还将社会信用方面的立法列入规划，这意味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还有很多的法律问题、立法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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