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尤其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大，这种货币政策分化在未来一年乃至数年内会如何影响资本流动以及人民币币值？此外，虽然至今并未出现如“8.11汇改”时的大量资本外流，但你在去年底时曾警示，2018年的风险主要是资本外流造成人民币贬值。你当时提出的应对方法是停止干预，同时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当资本外流推动人民币贬值再度出现时，你认为央行是否应坚持退出常态化干预？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监管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余永定：在中国，汇率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资本项目变动造成的，而资本外流的急剧增加又主要是套利资本平仓和资本外流造成的。企业和个人的提前购汇和推迟结汇之类的行为则会在一定时间内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往往过分夸大预期对资本外流的作用。例如，资本外流并不一定是因为预期人民币会贬值，更何况预期也是由基本面决定的。在中国外汇市场上，“适应预期”占支配地位，因而“羊群效应”显著。尽管如此，如果基本面不支持，贬值预期或升值预期都不能持久。

2015年~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严重，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强化，以致大家一度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失去控制。但进入2017年，人民币开始企稳回升，人民币贬值预期也随之烟消云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执行了汇率“维稳”措施（大量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引入新的汇率中间价定价规则）？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认为，2017年人民币企稳回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内、国外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2016年底，美元指数急剧下跌，从102下跌到2017年9月初的91.07， 在2018年1月底更跌到88.75，为2014年底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特别是在2017年的前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势头。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决定的资本流向有利于人民币的趋稳回升。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