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金又去了哪里呢？当然主要是流到美国。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美国资本市场又是最大的金融投资品包括衍生金融产品市场，流出的资金便主要回流美国。特别是此轮资本流动是在美国不断加息，也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唯一加息国，其他发达主要货币与美元利差明显的情况下，游资流动更是非美国莫属。

当然，任何开放经济体（包括美国）都面临三元悖论，都有可能遭遇资本流动引发的金融危机。但是，由于美国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是美元体系的操控者，它面对资金流出和汇率变动的承受力和可选择性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特别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不用承担维护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稳定的责任，但仍享受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利益，天然地与其他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就是其他国家不得不面对国际货币政策环境，要么跟随它的特征，要么承受它的冲击。而美国只需要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决定货币政策，不必过于担心汇率走低和资本流出（流出的美元变为有关国家官方储备后也只能回流美国），其他两角更多的是外部效应。反之，那些被美元和美国货币政策牵着鼻子走的不稳定的经济体便代人受过，李代桃僵。

可见，新兴经济体总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资本流动冲击中被“割韭菜、薅羊毛”，蒙受巨大损失，根本原因在于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实体经济支撑力，以及对美元战车的过度依附。以我国为例，一方面，我国并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资金进出是有限制的，虽然国际游资仍能通过各种合法或违规的灰色渠道进出，但已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基本面尚好，也可以根据自己经济情况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有赖于此，此轮美国加息，我国也面临着资金流出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以来也有所贬值，但无论是资金流出还是货币贬值都不算明显，在可控范围之内。这固然有资本管制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定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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