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正常化不是指一次加息，比如今年晚些时候可能的加息。而是说在2019年、2020年，后续几年会持续看到，也需要看到，每年有几次25个基点的加息，这是货币正常化进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美联储已经等了很久，直到其相信经济足够强劲，目前已经到了可以继续货币正常化进程的时候了。我还想说的是，为什么美联储政策取决于数据，货币政策反映的是中期战略。因此一个月的数据变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期展望。如果中期的展望是积极的，这也正是我所相信的。那么经济和货币政策就要相应做出反应，美联储就应该继续推进正常化进程。

二问：减税背景下若加快加息，会否导致下一次衰退以及金融危机？

杨燕青：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以及基建投资，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刺激政策可能过多，从而导致资本市场泡沫以及经济过热。如果美联储相应加快推进加息政策，会否导致美国经济泡沫破裂，甚至是下一次衰退以及金融危机，就像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掌门人达里奥以及知名经济学家鲁比尼所担心的那样。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弗兰克尔：事实上，美国公司部门的税率的确高于海外同类，所以这是竞争力的问题。但是这是政策引发的竞争力下降，主要是税率造成美国公司处于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处境。税收政策会带来几个问题，美国的企业会因为高税收，缺乏动力去投资扩张，也不愿意将海外赚取的收益汇回美国国内。因为不用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国内税率高导致资本投资程度低，生产率下降，因此整体竞争力下降。但美国的实际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一旦税制改善，你将会看到美国公司部门就会有动力扩张，企业会加大投资，雇用更多员工。这就是为何此前股票会大幅上涨的原因，股市也反映出公司的经营情况。去监管进程也会改变整体“反商”的气氛，优化营商环境，美国公司会积极采取实际行动，我想这是很积极的。当然预算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最重要的是先要校正原有税收政策带来的扭曲。

三问：是否认为美国股市估值太高 存在泡沫？

杨燕青：回到美国股市，你是否认为美国股市的估值太高了，有泡沫吗？

弗兰克尔：我在央行工作了太久，试图回答此类问题也并不明智。不过我要说的是，政策制定者要做的是确保政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公司部门需要扩张，更要有愿意扩张，这就是政策改革的初衷，对此我是支持的。

四问：美国现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杨燕青：你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弗兰克尔：就政策议程，这我可以给你一个很长的列表是需要完善的。毫无疑问，长期来看联邦预算吃紧，尤其是关于医疗保健支出方面，会对预算造成压力。此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一切都导致美国预算的灵活度下降。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包括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在内的联邦福利“应享权益计划”。否则现在美国的预算并不允许，它在长期完成此前承诺的一切。如果从长期看，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政府想提供它承诺过的更多服务，也意味着未来私营部门需要承担更多，包括退休年龄要延后。如果要解决老龄化和人口长寿问题带来的挑战。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

杨燕青：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暗示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一个新时期，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弗兰克尔：我想全球面临的现状已经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萨默斯的观点是对的，就像他说的，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历史悠久，他自己就参加过两国的谈判。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现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认为两国对抗不是好的选择。不是说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两国都有责任，以建设性的方式恰当地进行沟通。其实此前金融市场的反应，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贸易战将导致的）悲观局面。基本上来说，如果前景不佳，金融市场的表现会将这种情况反映出来。我不能预测金融市场，但市场是很担心出现贸易战的情况的，它们也是有理由担忧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缓解这种担忧，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行动。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境。世界经济高度关联，这种关联度让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全球都无法承担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我们不要让雪球越滚越大，但建设性的对话积极推进，你会看到金融市场恢复平静。因为事实是，两国经济都健康强劲，已摆脱2008经济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了，全球都走出了衰退。但对真正的经济问题，缺乏政治层面的关注，这可能导致经济扩张脱轨。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与此同时，我国金融监管架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根据此前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26个被撤销的部委中，银监会，保监会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银保监会。在海外市场看来，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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