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显示，近4成精神病患作案时确实“控制能力缺乏”。可见，相比案发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先做好治疗和监管，尤其是治疗——它是最好的预防手段。

2016年公安部发布了《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送审稿规定，需强制收治的人有两种，一是实施危害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人，二是将要实施危害的人。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各地开展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30万人，其中73.2%的患者接受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及康复指导服务。

2018年7月26日至8月2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49岁的赵忠润和46岁的杨静都是精神科的护士长。在这里，他们守护着一群特殊的患者，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孙毅向央视网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到2020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都要达到80%以上，全国精神科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也就是每10万人口至少有2.8名医生为大家服务，同时基层精神卫生防治人员、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师等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除了医院，社区、公安是否也能否肩负起管理之责？

我国精神专家杨德森在对本世纪初期国内外精神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的研究中认为，需要首先发展社区精神卫生工作。“政府需要进一步引导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提倡建立多种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机构，鼓励公办、民办共同发展。需要专门组织专业的社区精神科医生团队，能够维持社区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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