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成本价格，还分劣币良币

“消费者首先比较的还是价格。”曹建芹指着一楼展厅五颜六色的童车说。

作为王庆坨镇最大的童车企业，三合顺总经理曹建芹感到市场压力更多来自周边同行。对自己产品质量的信心，并不能消除她的无奈和担忧，“消费者既不关心自行车钢管厚度，也不在意车漆是否环保，而是更在乎价格。”

多年来，“低质低价”是同业对王庆坨自行车的一贯评价。有人说，王庆坨是一面镜子，会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从成本控制上刺激行业发展；也有人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只有“劣币驱逐良币”，图便宜一定要去王庆坨，要品质必须远离王庆坨。

王庆坨人并不否认，能做到今天的规模，靠的就是价格。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来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1994年，摇滚歌手崔健以一曲《红旗下的蛋》为名，推出了自己最富激进性和叛逆性的专辑。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期，头脑活络的王庆坨人，选中了自行车行业——更为巧合的是，它也是一枚“‘红旗’下的蛋”。

与天津自行车厂主打品牌“飞鸽”不同，距王庆坨20多公里的天津自行车二厂，生产便宜耐用的26型“红旗”牌自行车。虽说名气不及“飞鸽”响亮，却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以低于“飞鸽”近30元的价格走俏于农村市场。

当时，自行车出厂时并非整车，在百货商场组装后销售。随着国家统购统销体制松动，部分自行车配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一些被列为二等品的零件，也开始从国营厂流出。

王庆坨人打起了自行车二厂的主意。有人从厂里倒来零件，有人从车间请来师傅，开始最简单、最原始的“攒车”，将生产组装的自行车，销售到华北、东北的农村市场。接下来，你家造车，我家做零件，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小企业和手工作坊为主的自行车产业集群。

“我们全国跑市场，你卖200元，我就卖180元，客户越来越多，很快滚动起来了。”已任期届满的王庆坨自行车商会会长张曰富，向记者还原当年的创业情景，“别人车架挣一块钱，根本生存不了，我们却能生存下去，慢慢就把对方打垮了。”

当年，王庆坨自行车曾流行过远期支票，没有本钱生意都能做；产业集群形成后，零件自采率高，一直在80%以上。上午接订单，下午就配货，可以做到零库存。

天津自行车厂厂长魏刚回忆说，一次他去王庆坨，刚进村就听见大喇叭喊：“各位村民们注意了，墨绿的架子500个，500个……”

最令张曰富骄傲的是，上世纪90年代，飞鸽等国营老厂难以为继，本地市场被南方自行车占领。“王庆坨起来后，四五年就收复了失地，曾占天津一半还多的市场份额。”

王庆坨自行车因低价而生，因低质而被行业诟病，并产生低端自行车市场的“柠檬市场”效应。据称，“最离谱时，当地自行车竟卖50元一辆，仅为行业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

平心而论，将板子都打在王庆坨人身上有失公允。多年来，国内低端自行车市场需求量居高不下，足以养活整个王庆坨镇。遭遇电镀烤漆业务关闭外迁的压力，刘亚宏曾帮忙联系过本地其它工业园区，探讨承接这块业务的合作，却被对方以王庆坨自行车低端给拒绝了。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使草根经济分化加剧，有的优势变成劣势，王庆坨人有些措手不及。放眼中国制造业，这样的案例并非凤毛麟角，王庆坨自行车的现状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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