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坨不相信眼泪

草根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之痛

在中国自行车产业版图上，王庆坨镇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这个距离市中心40公里的小镇，隶属于天津市武清区，常住人口不足4万。去年，王庆坨镇生产自行车1000余万辆，约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1/7，号称“中国自行车第一镇”。

过去3年间，在共享单车的喧哗与骚动中，王庆坨被推上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从“订单做不过来，不得不投资扩大产能”，到“库存消化不了，货款打官司都要不回来”，这些颇有生意头脑的王庆坨人，转眼成了共享单车盲目扩张的“接盘侠”。

然而，王庆坨自行车的产业生态，并非共享单车的浪涌所能击溃。大批兴起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早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服务于庞大的中低端消费市场。

尽管如此，这个自行车产业小镇所遭遇的困境，却折射出草根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之痛。

不仅有共享单车，还有环保政策

共享单车并非王庆坨的标准打开方式，却给当地人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

“王庆坨没生产过共享单车!”尽管副镇长张明华在场，张桂生仍一脸警惕。

这位王庆坨镇自行车行业管理中心主任，去年接待过十多拨记者，都是“冲共享单车来的”。这使他产生了媒体“只要一提共享单车，就拿王庆坨说事儿”的错觉，干脆甩出“一辆都没生产过”的“硬话”，试图岔开记者的话题。

王庆坨不仅生产共享单车，而且数量惊人。

在京沪高速以西，京环线从王庆坨镇穿过。镇中心沿路自行车门店众多，几乎都打着厂家直销的广告，生意看起来有点冷清。

记者走进“聚丰”自行车配件店，与店员小曹攀谈起来。此前她在自行车厂打工，去年离职时，20多人的小厂，人走了一半还多。

“村里过去20多家组装厂和零部件厂，现在少了一半。”在镇北尤张堡村村委会村干部杨秀清回忆说。

老杨早年开过自行车厂，注册了“舞芳”商标，每月能生产2000辆自行车。由于没有生产许可证，经常被当成假冒伪劣产品。后来，他干脆把厂房租给一家自行车组装厂。

“这几年，小黄车坑了王庆坨不少钱!”据杨秀清透露，过去干自行车组装的技工，每月工资六七千元，现在只有三四千元，连他自家厂房的租金价格，“这两年都降了十来万元。”

“2016年和2017年，王庆坨真是嗨了!”一些自嘲被单车公司“涮够呛”的厂家，只看到“馅饼一样从天而降”的订单，却没弄明白里面的“弯弯绕儿”。有业内人士分析，要消化当地过剩产能，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

武清区工信局副调研员刘亚宏统计，2016年，王庆坨有自行车及相关配件企业740家。如今热潮退去，按张桂生的说法，镇里现有整车企业130多家，配套企业260家。

当年盲目投资扩产、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很多去年就已经倒闭了。瑞阳自行车老板徐恩忠坦言，“我们北京的一个经销商，过去每年能卖十几万辆，去年只卖出2000多辆。”他不由自主地感慨，共享单车改变了中国人的骑行习惯。

“3000多万辆共享单车投放市场，可都是免费白骑啊!”长期为凤凰牌自行车代工的曹禹，感慨整个行业进入低谷期，期望借力老品牌影响力活下来。

2017年，王庆坨镇治理“散、乱、污”，关闭了72家自行车企业。尤其电镀烤漆生产环节，全部都关掉了。过去在本地烤漆，一辆车只需5元，现在送到河北要8元，还得先付款排队等着。

“铁车架离不开酸洗和电镀。铝合金、碳纤维车架可以不用，但现在这类车架只占有三分之一。”对此，副镇长张明华不无忧虑。天津市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学权更为担心，镇上大多数企业都在工业园区外，前店后厂，现在想做环评都没有资格。

然而，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竞争优势，恰恰在于规模生产的成本控制。一旦失去这个低成本优势，存活下来的企业也会更加焦虑。他们笃信“熬”过去就是春天，可能否活过冬天仍有不小的变数。

“我们争取再建一个产业园，统一治理污染排放。规划早就报区里了，还在等结果。”相对于产能过剩和债务纠纷等难题，张桂生更希望能缓解环保治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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