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诉讼对视觉中国而言也并不容易。姚兵兵说，法院审查证据的标准非常严格，比如，在其提供的授权证明中，很多都是整体打包，包里究竟是谁的作品，谁的授权，无法明确，如果被告提出抗辩说“在你之前有其他地方也使用过同类作品，作品没署名或是署名和你没关系”等，法院一般都会驳回原告诉求。

不过，在诉讼中也曾出现过以打上水印来证明自己拥有著作权的，而这也是最被诟病的。实践中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生混乱的，“打上水印就是他的，降低了他自己的证明标准”，姚兵兵说。

姚兵兵补充说，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后，法院对证据把握比较严格，水印决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

对于没有版权却非要求版权的这种做法，黄武双建议加大监管，加强惩罚。

齐爱民说，在视觉中国并不具备对涉诉作品合法著作权的前提下，其通过施压达成合作的行为，可能涉及到欺诈以及对原著作权人权利的侵权，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

商业环境缺乏诚信

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版权却又堂而皇之要求版权这种事情？

“这与我们的商业环境有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缺乏诚信的问题。”李明德说，对于有形财产的权利，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无形财产权利，却不能作出同样理解。

比如，所谓的权利方发了律师函，为什么不去问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这说明，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模糊、混沌的状态。”李明德说。

齐爱民认为，被诉侵权人往往因为知识产权专业性不强、举证困难、畏惧诉讼风险等最终选择通过和解的方式息讼，无形中助长了视觉中国“钓鱼维权”的不正之风。

李明德说，当有人以权利人身份索赔时，应该要求他提供权利证据，比如，追问这个照片的作者是谁？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照片转让给他，许可给他？一般假权利人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退缩。剩下极少数假权利人继续主张“权利”的，受害者可以从商业欺诈角度去解决问题，商业欺诈行为一旦被认定，其将受到严厉处罚，“就是要让他感觉到痛”。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