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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会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告诉你怎么买收视率”
“收视对赌”带来的巨大收入悬殊,让收视率这三个字成为悬在片方头上的一把剑。
为了让收视率好看,张安和播放该剧的卫视又签了一份《合作协议》。“本着友好协商的前提,甲方(即‘片方’)委托乙方(即‘卫视’)为电视剧做宣传策划以及执行宣传策划方案。”具体而言,就是卫视台为该剧在当地社区、商场等地做推广宣传,卫视台负责全程新闻策划、撰稿、媒体硬广投放等工作。
张安要支付给卫视的宣传推广费如何量定?也和收视率的排名情况一一对应,按该剧应收款的5%比例计算。如果收视率达到最高的一档:全国卫视34中心城市排名12,则卫视台收取劳务费52.5万元,排名每下降一位劳务费依次降低,最低17名及以下,卫视台收取5.25万元劳务费。
如此一来,卫视台一边为收视率买单,一边也能收取劳务费。
当然,卫视的推广也不能保证该剧收视率,推广合同上也没有约定卫视必须达到多少收视率。一旦对赌协议签下去,卖收视率的人就会找上门来。
“你问卫视总监收视率可不可以买啊?卫视总监说‘你不要问我啊,我是不认识那些人的’。然后你刚出卫视总监的办公室门,就会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问你要不要买收视率。”一位资深影视创作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收视率的买卖过程。
“‘操控收视率的‘大神’一般见不到,甚至他底下联系你的分销商你也见不到,就通过电话联系你。前几年他还会说,让你免费试用一天,你说想达到什么样的收视率,第二天一看他确实能达到,你就敢给他打钱让他帮你做了。但现在连这个免费试用环节都没有了。”
如果最后收视率达不到,电视剧可能会遭遇到被卫视提前下架的结果。这在行业里此前也有先例。在不参杂收视率造假的环境下,这还能理解为可能是因为剧不够受观众喜欢或者本身品质不过关导致的,而现在一部剧不被看好到底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因为没买收视率成为受害者?一片茫然混杂。
3、“知道不合理,也只能硬着头皮签”
除了片方有购买收视率的诉求,在电视台与广告商的收视率梯度价格协议下,电视台也有充分动机参与到收视率买卖中。
▲(图/视觉中国)
《人民日报》曾在2010年详细披露了“收视率调查样本户是如何被电视台收买作假的”。退休工人老孙,曾是国内调查专业机构索福瑞在某城市选定的一户“样本”家庭,他家刚装上收视率测评仪器,就有好多人找过来。“电视台的鼻子真灵啊,才装没几天,外省市的电视台就找过来,让我看他们的节目,给我送礼品。”
索福瑞数据是收视率“硬通货”,抽样样本一旦“被污染”,呈现出来的数字就不一样了。距离《人民日报》报道后8年,现在样本造假手段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是原来那个方法,找到样本户,施以‘小恩小惠’让样本户家里的电视播放你的节目。”上述影视创作者表示。“比如上海的样本1000户,如果你找到200户,你就掌握了20%,如果上海收视率提高20%,可能意味着电视台上亿的广告收入。”
这样的收视率灰色操作,当然风险重重,不排除钱打过去却没效果的情况。“有时候会闹很多乌龙,因为收视率数据样本分布在全国,你可能跟多个分销商买,结果有的地方买重了、有的地方没买到。导致你这个剧在有的城市收视率畸高,有的地方收视率为零。”
对于如何保证收视率调查公允性、准确性等问题,9月18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索福瑞公司了解详细情况,公司正在开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道:“目前确实不方便接受采访。”
2016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为了提高收视率,杨某向刘某支付了176.7万元宣传推广费,用于刘某帮助杨某提高电视剧开播后的收视率。结果收视率未达标,杨某向刘某要求索赔176.7万元。由于因为有短信记录、录音证据等佐证,杨某在法院的支持下要回了那笔宣传推广费。
至于买收视率的价格,郭靖宇的说法是90万/集。张安说:“60万/集的也有,100万/集的也有。”
“买收视率价格太高了,买了可能就亏损了,但不买收视率达不到对赌标准,也可能回不了本。”张安称。其实买卖收视率、收视率对赌,均是被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我也知道收视率对赌协议不合理,但不签不给播,只能硬着头皮签。”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总局就收视率问题展开调查》一文称,“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映,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