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药品使用的人种、人体差异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近年来靶向药、肿瘤免疫治疗等精准疗法上更为凸显。

吴一龙表示，严格监管用药安全是对全体国民负责任，如果仅仅是看到一个广告或者是自己试了之后就推荐给别人，实际上是行使了处方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相当于是一个诚信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乱了套了，这是我们医生的态度。”

某三甲医院一名不愿具名的医生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于患者自行代购的药品，很多医生并不愿意接诊，“一方面不能判定药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如果用药之后出现问题，容易发生纠纷。但是看到很多患者条件困难，我们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他们，给出一些建议。”

但该医生也表示，据其所知，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由于购药渠道的匮乏，也不乏部分医生自己扮演代购角色。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发院研究员刘鹏向澎湃新闻表示，建议在现有制度下，试行个人授权试用新药风险治疗。

即当身患重疾的患者如果真的对某些特殊最新药物有治疗需求，但最新药物的大规模临床审批风险又还不明确，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采用一对一的风险协议模式进行治疗，协议明确使用该未上市药物的风险由患者自身承担，药厂和医院不再承担临床风险。

药品审批加速背景下“陆勇”或将越来越少

直到翟一平被抓前一个月，翟一平代购的PD-1类药物欧狄沃才在国内获批上市。

长期以来，在国外已获批上市而在国内尚未过审的药品并不少见，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新药上市平均要比美国慢5-7年，影响患者药物可及性。

不过，自2015年我国加快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特别是这两年，已经逐渐显现出改革的成果，如一周前罗氏制药刚刚宣布在国内获批的肺癌靶向药阿来替尼，距离2017年11月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批准仅约9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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