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在保护印度本土文化资源方面，印度就是做足了努力。由于这些传统知识未被专利化，在世界专利法框架下就不构成受保护的权利，他国企业自然也就有了进行专利“先占”的机会，甚至可以堂而皇之返回它们的本土，去向那些“自古以来”就拥有它们的本土社会主张各种权益。

专利法无法阻止西方企业或个人对印度本土没有主体权利归属的地方性知识一件件发起专利申请，因为，专利法不能事先阻止、也不能有效识别或者没有精力去逐一发现那些在西方国家被申请，而且经由抽象晦涩的专利术语所包装过的“地方性知识”。

印度最后是通过科学系统的建构，通过将传统知识进行科学主义分类，采纳现代图书馆的档案信息检索技术，由此完成了对传统知识的科学化固定。印度专门建立了一套传统知识数字化图书馆（TKDL）技术，以此来配合专利审查制度。比如，TKDL收录了印度有关传统药物和瑜伽修炼方法的知识，花费200万美元，由150多位传统医学、法学和计算机科学专家历时10年收集归类最终完成。在TKDL之前，任何制药公司都可以深挖古代的药学智慧，然后自由开发其治疗作用，隐瞒其来源。而现在，专利审查人员能够清楚地追查到某治疗方法和药物的传统来源，对生物海盗进行有效的查处。

概而言之，印度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与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化战略紧密相关。印度知识产权的故事，为我们揭示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某种自主性，而此种自主性，就表现为既积极融入又可以灵活对待“国际通行规则”的可能形式。

此种战略选择，一方面导致印度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存度很高，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缓解全球化与本土民众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药品专利法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缓冲和利益平衡器的功能，由此换取了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政治支持。这最终反映在印度知识产权，就形成了一个版权法与专利法有别、不同阶层有别、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有别的分裂的法律体系。专利低保护有利本土制药产业，版权高保护助推软件外包产业。

从根本上来看，印度知识产权的相对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印度面对世界社会的开放性，不只是经济的开放，而且是政治、社会、法律的全方位开放，如此才可以在知识产权禀赋羸弱的条件下，于世界舞台左右腾挪争取生存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