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印度多个药物专利案出场的跨国民间网络，包括第三世界网络、卫生全球获取项目、无国界医生组织等等。它们集中了“最不发达国家”的道义力量、全球卫生系统的价值诉求、跨国非营利组织的政策支持等等，使其通过一个跨越国界的法律场域、动员了全球的道义力量来对抗跨国药企对专利法的垄断性解释。

2006年5月，印度在WTO相关知识产权协议过渡期满之后，就开始遭遇第一起药品专利跨国诉讼。药业巨头诺华公司就印度专利局的决定，向印度高等法院提出诉状。但在开庭当天，来自150个国家的近30万公众，以及无国界医生、全球健康运动、国际乐施会等组织联合发出呼吁，要求诺华终止对印度政府的法律行动。

正是通过先进的仿制药品制造技术、分销网络、民间声援、慈善捐赠体系、第三世界联盟、全球舆论共振这些全球化要素，让印度专利法这样一个在世界贸易法视角下并不“达标”的法律，获得了来自“全球市民社会”的承认，进而对抗了“西方”法律标准的正当性。

　　内在分裂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融入全球化，采取的是以少数中产知识精英为主导的依附式服务业发展模式，表现为以IT软件业、医疗旅游业为主要创汇手段的产业结构，这在知识产权上就表现为对与此相关的软件版权的重点保护，以及有利于排除西方药企苛刻专利保护要求的特殊专利制度的创设。

印度知识产权制度，其实主要不是出自主权者的有意设计，而是来自印度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印度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分裂，实际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全球化发展模式互构的结果。

印度知识产权全球化，先以少数人的全球化，进而创造多数人参与全球化的空间，通过递进方式涵括更多的内陆和乡村印度人参与到这个进程。由于拥有民主和法治共同呼应的政治结构，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都能不断参与和影响这一进程。印度知识产权正是通过包容更多群体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方式变得“趋异化”。它不再是对国际规则的照搬照抄，而是复杂的法律解释、利益集团较力、充满博弈和互动的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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