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如果三家半导体厂家真的存在直接操纵DRAM内存条价格的行为，那么2017年底国家发改委反垄断执法人员对三星的约谈就已经“打草惊蛇”，很可能刺激违法者及时销毁、掩盖可以证明内存条价格被操纵的直接证据。直到2018年5月31日才进行现场调查，恐怕很难再找到DRAM内存条价格被操纵的直接证据。

从2013年发改委系统更多适用《反垄断法》而非《价格法》查处企业间的限制价格竞争行为以来，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掌握了直接的书面证据后才做出处罚决定的。

例如：2013年夏，上海市物价局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督办下，查处上海黄、铂金价格操纵案，处罚违法企业上年度相关销售额的1%。当时执法机构的主要证据是2011年11月21日，涉案企业和行业协会达成的《上海黄金饰品行业黄金、铂金饰品价格自律实施细则》。该细则黑纸白字地规定了黄、铂金饰金零售价格的测算方式、测算公式和价格浮动幅度等内容，反映了限制价格竞争的共识。

再比如《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杂志2014年第3期发表的《2013年1月~6月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工作大事记》中，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综合处披露的证券公司操纵证券交易费率案、保险行业价格操纵案、水泥行业的价格操纵案，虽然大都没能公开处罚结果，但是从2014年9月先后公开的浙江保险业代理佣金操纵案、吉林水泥业价格操纵案来看，相关反垄断执法也都是以企业间的书面协议、行业协会的会议纪要等书面证据作为直接证据来为案件定性的。

又比如，《法制日报》旗下法制网2017年6月18日发布的报道《发改委约谈工行北京分行加强自律管理》中提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在16日约谈北京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牵头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要求北京市银行业规范有关自律管理行为，抓紧取消对公贷款利率‘不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的限制。”虽然至今工商银行没有被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处罚上年度销售额的1%至10%，并没收违法所得，但是从该报道来看，“北京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与《上海黄金饰品行业黄金、铂金饰品价格自律实施细则》一样，都是直接证明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书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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