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江苏南京出生的蒲慕明，襁褓中随父母离开故土，在台湾眷村中长大，随后赴美国求学、工作，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早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父亲的教导他须臾不敢忘。他能脱口而出，全文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崇尚“风骨”，他说，自己最仰慕的知识分子都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这种情怀也潜移默化，成为他主持的神经所最深厚的文化底色。谈及当前我国科学界为何难出大师，蒲慕明认为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大师。是个人学术成就高、发表高水平论文多、得过国际大奖的科学家？还是不计个人成就，能够影响一大批科学家，带领一批科研工作者去攻克重大科学问题的人？

他举气象学家竺可桢为例。以竺可桢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但他却在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奔波中国各地用最简单的仪器设备建设气象站。后来觉得办教育比建气象站重要，就到浙江大学去做校长。“像数学家华罗庚、力学家钱学森、生理学家张香桐、生化学家王应睐，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我们尊敬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所做出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无私奉献的态度和精神。他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是对社会最有用的，这才是我们心中大师的标准。”

在蒲慕明的影响和带动下，自2005年以来，神经所的师生热心参与科普工作，每年暑期下乡为农村中小学生开办科学夏令营。“到农村去，才能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祖国，理解祖国人民的需求，更深地热爱自己的事业。”蒲慕明认为，未来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必须不只是为个人兴趣、个人成就而奋斗，而要能更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忘我精神一向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很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科学家去解决。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科学家，这也许会成为中国科学界对世界科学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蒲慕明对于个人兴趣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兴趣于我不是主要动力，当一件事需要我去做，我能够发挥最大功用、最大潜力时，我就会全力以赴去做。此时我关注的是个人能力和社会需求的匹配。当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国家的需求融为一体时，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

他理解自己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科学家如何作为？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新长征路如何走？在中科院神经所，他带领一群人，用20年的探索和坚守，蹚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道路。

未来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记者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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