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需要实现要素升级，更重要的是发挥新要素组合者的作用，即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变中的巨大意义。熊彼特认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根本上是激励企业家能不断产生形成市场激励下的分布式创新体系。只有依靠企业家，才能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发现潜在需求。中国的产业调整应从干预选择型产业政策导向转向依据需求效率变化市场自动配置的竞争性政策。政府要积极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生产型政府。谁的效率更高，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置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这个行业。所以，政府要改变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建立一套有利于发展激励转型的体制。这是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不可否认，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有其历史贡献。但是一旦到达以创新为主的发展阶段，干预就变成了障碍。在这个阶段，政府提供的应该是保护市场体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平台，而不是具有竞争意义的“平台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几乎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处在规模收益递减的过程中，创新的贡献率在下降。二是效率下降后，不得不通过提高杠杆率稳定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需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主体转变，政府今年的减税降费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机会。只不过降税以增值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所得税对创新更重要。

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这里面包括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通过消费服务提升了要素质量，但是要素质量能否形成创新活动，而得到效率补充是不确定的；人力资本提高需要跨期补充，这也是不确定的；这两个不确定导致了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提高教育年限，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改革劳动市场要素配置体制，让要素能最广泛地创新和分散风险；推动纵向创新转向创新生态模式，让更多企业参加创新。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国际上多使用两套工具来消除不确定，一是金融工具，二是提高制度质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劳动力市场质量。金融工具和高质量市场制度建设都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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