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后，在国际上应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业、国际规则等多方面和多边接轨。

2012年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201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经济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经济转型的三大特征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服务业比重高于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消费超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提升的关键是提升对广义人力资本有益的消费服务，如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升级。第三，提高创新贡献，对冲要素积累的贡献下降。阶段转化需要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改革服务业高度管制的体制，建立新的宏观管理体制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平稳转变的宏观系统，建立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

当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比较优势见顶。通过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工业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历史高点。随着我国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汇率的升值，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我国的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了，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中国的工业化在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市场激励进行内生性发展，提升要素质量和制度激励架构。生产要素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包括质量和配置方式；另外一种是新生产要素，包括信息、创意、教育、网络、制度等，要加强新要素的积累。未来不但要实现传统要素升级，还要组合好新要素，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升效率，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其中关键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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