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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开放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宏观定价,它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人民币并轨一次性贬值的宏观定价,扭转了此前一直以来的出口逆差,实现顺差,并轨前后是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的分水岭。所以,宏观定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二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建立起来的宏观管理体制。1994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宏观管理体制。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供给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央行资产以外汇占款为基准,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抑制。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都是以对外出口商品挣来的外汇作为资产背书发行的;第二,税收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为主;第三,建立起政府直接干预的,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包括保护幼稚产业,提高国产化率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中国高质量转型发展:
要素质量升级与体制安排
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制造业比重从2013年开始低于2012年,并逐年下降,制造业在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减速,称为结构性减速。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也见顶回落,比重逐步下降。基于全球需求规模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规模经济快速增长时代逐步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低于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导致经济增长减缓。
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全球需求定律和竞争定律。需求定律是指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竞争定律是指国际竞争是保持国际贸易份额的关键,比较优势随着一国富裕程度提高逐步下降,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比重不断下降,而靠竞争优势获得的利润不断提高,竞争定律决定了制造业国际份额随着一国的发展而逐步下降。这种“结构性减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只有完成高质量转型,才能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在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功不可没 为新动能的生长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让一切创新的活力充分涌流,让一切创造的动力竞相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