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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遥远的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与北

2019-01-02 09:58:20    澎湃新闻  参与评论()人
【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卷入这场货币暴跌的“腥风血雨”。

澎湃新闻记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个星期中,走进了危机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将写入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一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腰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继委内瑞拉后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阿根廷汇率虽不再像8月般剧烈变动,但汇率贬值造成的影响已迅速蔓,物价纷纷上扬,露宿街头的人随处可见,民众走上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城市萨尔塔,采访了政府高官、参议员、国会顾问、地方官员、企业主、普通民众、探戈演奏者……

此外,还深入刻画了四位民族主义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在他们看来,拉美的历史也是关于掠夺的历史。

澎湃新闻此次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各层面,形成《探戈的变奏:阿根廷危机镜鉴》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化出现逆流,阿根廷的危机或可为中国之镜鉴。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中高阶层的富裕精英们居住在城市的北部,越往南越贫困。澎湃新闻记者在这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区域采访了两对父子,这两个区域相距30多公里,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认知也截然相反。

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遥远的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与北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与夜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最后一次见到Siaba Serrate,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糟糕的交通,我迟到了十五分钟,也比我预计的时间晚到了四十五分钟。

看着因为迟到而焦躁的我,他说,“欢迎来到阿根廷,这就是阿根廷,它总能超出你的预期。”

就在采访前的一个周末,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只最大的球队——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间发生了冲突,导致南美解放者杯决赛被延期,几乎让所有翘首以盼的阿根廷人大跌眼镜。

Jose在他的推特上写道,霍布斯的丛林世界中尚且还有法则可言(丛林法则),阿根廷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

Jose Siaba Serrate是一名经济学家,今年59岁,现在分别在公立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私立大学UCEMA教授宏观经济学,同时也是阿根廷资本市场学术委员会和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ARI)成员,他还是阿根廷主要财经媒体Ambito(《金融界》报)的专栏作家,曾经一度担任总经理一职,在它的网站上你能看到最新的美联储动态和对最新的经济数据的分析。他现在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今年受邀还来到了上海和北京。

Jose的儿子Pedro也毕业于UCEMA的经济学专业。这是一所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私立大学,1978年由一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改为一所大学,主要教授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毕业于美国常青藤高校。父子二人的英语都非常流畅,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常见。

“要知道这里不是上海,所有的标识都很清楚,相反,这里的生活并不太容易。”

“在这样的国家做经济学家会是什么感受?”

面对我的好奇,Jose平静地说,这就是阿根廷,习惯了就好,“毕竟中国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不是高通胀就是超级通胀。”

即便2018年阿根廷经济很糟糕,Jose依旧认为2019年投票给马克里是明智之举,这样马克里政府才能有机会将刚刚有所起色的政策维持下去。

2018年,Jose还和其他几位作者发表联名论文,讨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的沟通与协调。

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遥远的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与北

Jose在T20阿根廷智库峰会(Argentina T20 Summit)上发表演讲。T20也是由G20成员国的智库和学界人士组成的智库非正式沟通网络。

他也是G20的专家组成员,在G20峰会忙碌的一周后,他受邀接着前往东京参加经济研讨会议。

“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阿根廷并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国家。比如,读了马尔克斯,很快就能理解哥伦比亚和拉美,但是读完博尔赫斯,却仍然很难想象阿根廷的模样。”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也许是因为博尔赫斯的作品更具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正是阿根廷的特点所在,我们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移民国家。”

Jose的儿子Pedro27岁,现在在一家名为PPI的本土债券公司做固收研究员。美国是他去的最多的国家,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而且带着美国口音。

他去过很多国家,除了美国还有欧洲、日本,但是从未去过中国,“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只有上海和香港的我没有去过。”

他迫不及待地问我对邓小平如何看,他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才让中国有了今天。

2018年在阿根廷金融市场经历的一切对他而言就像念了一个研究生学位。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危机,我看到情况很糟糕,现在我开始认真考虑再去念个研究生学位,去美国或者英国。”

Serrate一家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他们有西班牙的双重国籍。除了继续学业,Pedro也第一次考虑离开这个国家,欧洲是他的一个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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