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看到的，可能不是印度药有多“神”，而是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斡旋国际规则的姿态和手段。

首先，印度的法制化进程和国际化历程，没有脱离本国的发展阶段和需求，而是尽可能地去寻找适应自身现状的方式。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家，印度居民贫富分化悬殊，一直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需要得到医疗保障。与此同时，印度拥有大量廉价年轻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只有西方国家的一半，厂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只有西方国家的60%。因此，大量仿制药战略不但更有助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健康问题，也有助于制药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问题。

其次，印度还相当善于利用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博弈，以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在反复“抗争中”，印度充分利用了人道主义价值观、发展中国家过渡期、本国法律程序、WTO上诉持久战等各种手段，不是全然的“对抗”，也不是全然的“接受”，而是很明确自己的目的，为达到目标尽量争取时间和空间。

最后，关键仍然是市场的终究要归市场，企业的归企业。在宝贵的过渡期和保护伞下，印度企业积极主动作出融入国际规则的努力，提高现代化公司治理水平，实现与市场、行业、产业的更好对接，自我提升迎接转型升级才是正确而可持续的作法。

后记

“印度不相信眼泪”，其不是完全顺从于国际规则，而是坚定立足于国家利益，努力抗争获取自己能够获得的最好条件。印度不仅能够较为充分利用程序博弈，而且以“弱者面目”强势出现，不是完全放弃而是始终捍卫自己的初始“价值观”，反而赢得了不少同情和一些妥协。即使像诺华这样“被打败”的公司，也表示完全支持TRIPS协议中存在的一些灵活性条款，使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能够有专利权的例外。

印度的医药专利保护和医药企业发展历史是一部相当曲折的历史，同时又相当直接地反映了其社会经济状态。国际规则需要遵守，也要懂得怎么在规则中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常说“斗而不破”，需要在“立”中找到“破”的良方，又在“破”中找到“立”的真谛。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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