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持续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其中的结构和趋势还需具体分析。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我国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这也是对我国债务风险判断的争议点。国际清算银行对我国政府债务估计高出财政部7万亿-8万亿元，差距主要来自对隐性债务的判断。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的隐性担保，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负债实际上构成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16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而狭义口径政府杠杆率仅为36.6%；预计2022年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升至91.5%，超过国际公认的90%杠杆率阈值标准。从国有企业债务看，虽然2017年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降至有公开数据以来最低的55.5%，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稳定在65%左右，很大程度上源于民营企业去杠杆的速度大于国有企业，表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压力持续存在。

关于居民部门杠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近期上升较快，且存在系统性低估。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普遍存在通过借贷筹集首付的行为，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得到的贷款未计入居民负债，我国居民杠杆率可能更高。居民部门负债中相当大一部分借贷是用于满足购房需求，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明显扭曲。当前一、二线城市严格调控，三、四线城市政策相对缓和。一、二线城市市场供求矛盾并不直接反映在价格上，而是反映在量缩价稳、推迟网签、价格失真、库存虚高等方面；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补偿，消化了库存，市场热度高，但容易导致盲目乐观。如此一来，居民的资金流向三、四线城市买房，这是泡沫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体现。而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如果经济和金融发展过分倚重房地产，并听任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则其极有可能成为触发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短板。如果不完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只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只是把一些问题暂时掩盖了，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并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持续攀升。可考虑将房地产税作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探索在一些热点城市率先推出房地产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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