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性评述

理论上，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充分有效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是等价的。不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现实条件对货币“量”和“价”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看，各国普遍经历了由“利率到数量再回归利率”循环往复的过程，各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货币数量目标制的货币主义实验在100多年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仅是短瞬即逝，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过程表明，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经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滞胀”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经济深陷危机泥潭，各国才不得不由利率调控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而正是在高通胀压力下，各国不得不纷纷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使得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在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明显优于数量调控，各国才重新回归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利率调控。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巨大冲击和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数量调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

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一直都是在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即我们所谓高质量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脱胎于计划经济，属于全新的政策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仅有20年左右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符合转轨初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产出、物价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政策经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在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推动下，我国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亟须向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等利率操作模式基本完备，我国已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不过，正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货币政策仍需要依赖数量调控方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各项约束条件的有效缓解，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充分条件将更加成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终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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