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的战国时代

在街头斗殴的时候，啤酒瓶应该是不次于红板砖的趁手家伙事儿，回想原来的香港黑帮片，打群架抢地盘之前必碎啤酒瓶以示郑重。硬气功也不吝惜地将啤酒瓶和红板砖向脑袋上招呼。

其实不仅仅是啤酒瓶，啤酒也一直与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斗争有着明显的抢地盘特征。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未曾削弱的地方主义。

▍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

酿酒耗费粮食，而酒精又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因此无论古今中外，酒都是与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一种商品。自古以来，酿酒业自带高税收、高利润，给地方财税带来的贡献非其他产业可以相比。

改开后兴起的地方啤酒自然也是如此。到1980年代中期开始施行的财政包干制度下，地方企业税甚至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新兴的啤酒产业遂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包之一。

1985年财政部关于酒类产品税征税办法中，规定了高达40%的税率。2001年国家税务局对啤酒又加收了额外的消费税：高档啤酒（出厂价格大于3000元/吨）每吨250元、低档啤酒（出厂价格小于3000元/吨）每吨220元。

要知道，现在中国国产啤酒每吨的成本也不过2000-3000元。比如，2008年的时候，乌苏啤酒销售收入达到了9亿元，对当地财政税收贡献了3亿元。

从这点来说，啤酒真是液体黄金。在重视扩充税源的时代，必定会引起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

茅于轼提到过：「地方保护主义较为普遍的保护对象是啤酒生产。因为啤酒利税较厚，生产啤酒对当地政府增加收入有明显好处，所以许多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禁止外地啤酒进来，叫消费者喝本地产的啤酒。」

813家啤酒厂带来了繁荣，也制造了狼多肉少的买方市场。不同啤酒品牌开始着眼于产地市场之外，积极参与扩张与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啤酒企业对财政税收的持续贡献，当然会支持当地土创啤酒做大。

▍1980年7月13日《北京日报》1版（左）与1993年8月19日《北京日报》1版（右）

一时间，各地为推动本地人喝本地酒怪招迭出，甚至会强买强卖当地啤酒。阻止「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的手段也层出不穷。

2001年，湖北武穴市委、市政府号召：

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爱我武穴，喝我武啤，为此，经研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

随后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市分配购买啤酒的行政任务。

2008年，内蒙古通辽市酒监局对外地啤酒提出了贴「流通标识」的要求，不贴不能卖。这些「标识」需要商家自行去酒监局请，每个啤酒瓶子都要贴上。虽然不贵但也耗时耗力。类似的还有在齐齐哈尔更早发明的「送酒员证」。

同一时期，四川南部县以整治啤酒市场、检查食品安全为由，致力于查扣重庆山城啤酒。县税务部门要求销售山城啤酒的商户，按每种品类2万元额外交税，以图阻止山城啤酒的经销商渗透。

除了官方行为，民间从啤酒厂到促销员也发明了各种花式抢市场手段：用集瓶盖返钱来贿赂餐馆，还算正常的商业lobby；到威逼利诱终端经销商曝晒对手啤酒，就有些不大对劲了。到了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各地甚至出现了因啤酒销售而发的暴力事件——「看谁还敢卖XX啤酒！」

像在黑龙江五常的「酒霸」，以砍外地啤酒经销商出名，一度迫使哈尔滨啤酒给其经销商全部投保。青岛、重庆、金龙泉等品牌的经销商也频遭毒手。

各地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让人想到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而啤酒业也定会逐渐从地方割据走向大一统。

格局的变化始于2001年：中国入世了。

▍远不如中华烟有名的中华啤酒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