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认为，按违约的原因可以大致把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行业处在下行或低迷周期，例如产能过剩行业。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往往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这意味当该行业触底反弹时，排名靠后的企业很有可能被出清；第二类，公司治理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民企相对国企更弱，这多因民企的运转可能对其实际控制人高度依赖，且可能高度依赖外部融资、杠杆率较高，因此实际控制人的风险很容易传导给企业；第三类，近几年在交叉违约条款的设计下，企业某一类债务的违约会导致其短时间内面临所有债务的加速到期。

至于下一步择券的逻辑，黄嘉诚则对记者表示，预计大多数违约将与供给侧改革的行业有关，如钢铁和煤矿等重工业，还有银行负债端压力使企业融资困难增加，特别是高负债企业。从地区来看，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民企和国企的风险会较大，预计这是未来半年的趋势。

“整体来说，选券的逻辑不会变。变的地方重点在于利率上升、利差拉宽、市场定价重新往上调，在同行业、同等级的券中，回报性价比较好的个券还会被继续看好。过往高杠杆、资不抵债的公司会维持负面的看法，而不会盲目配置那些因被抛售而出现较好预期回报、基本面却较差的券。”他称，未来的目标仍是保持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尽量减少集中风险，较为看好消费零售业、较大型的房地产商，并通过提升现金水平和利用国债期货来进行风险对冲。

违约处置仍待优化

说到违约债券，其实如何进行违约处置并回收也是关键。

黄嘉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处置方式上看，中国的违约处置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上市公司、民企和国企的兑付情况有分歧。上市公司和民企处置效率较高，有能力和意愿偿还的公司完全偿付概率较高。相反，国企的效率相对较低，具体没有统一的破产重组和清算的方案，大多私下解决。”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