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前中票违约的凯迪生态的财务指标为例，2014～2016年这三年公司资产规模实现突飞猛进式的增长（从140亿到420亿元），通过银行贷款、定向增发、融资租赁、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发债做大规模，其中债权融资约160亿元（有一部分是合并带入负债），前期巨额融资带来高额财务压力（2016年财务费用达16亿元），加之大规模的电厂建设、原燃料的付现费用以及垫资帮股东施工，公司现金流快速消耗，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回款时滞较长、部分电厂规划建设或者发电量低于预期、境外工程回款慢，以及货币政策收紧、非标回表等政策导致的融资渠道收紧，最终导致违约。

在民企债券违约事件陆续爆发期，记者也了解到，多数机构仍以配置国企和央企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存单等为主。

风险定价重要性提升

其实，违约对中国债市而言“焉知非福”。随着信用利差拉大，机构对于风险定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也是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的表现。

IMF亚太部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尔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一定程度的债券违约是市场健康的体现，当前中国债市违约率很低，对于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而言，违约率很低或为零是不正常的。如果任何投资的风险水平都是一样的，就无法择优配置。”

黄嘉诚表示，中国市场的违约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于许多地区和市场。比如，以美元计价的亚洲高收益债券违约率大概能达到3%~4%；而中国市场的违约总额目前达到910亿元人民币，这一金额也只占债务总量的约0.12%。

“违约的打破是有序的，旧的风险能够得到释放，经济就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就信用分析而言，随着债市有了更全面的违约率、回收率，做信用风险定价就有更加合理、更强的依据，这是债市升级的体现，当然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中诚信国际研究院评级与债券研究部副总经理李诗表示，除了违约风险，投资组合的信用风险管理还要考虑个券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发生评级变动、估值调整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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