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抛弃以前的城镇，而是以“城”为基础，发展“市”。在“城”与“市”的二元对立中，“城”是经济基础，“市”是上层建筑，“城”是硬件，“市”是软件。“城”与“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国家，从乡村到工厂、从工厂到城市这两步，是同时进行、交替前进的。但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两步被分开了。具体说，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单兵突进，根源于中国的两个天然存在的优势。

首先，是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优势。中国的经济起飞晚，可以充分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然后和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技术，很多产品也是借鉴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风险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现成的市场资源。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场趋于完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不必一步一步去开发市场，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

和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没有那么快。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复制、快速迭代，工业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功能机构复杂分工网络，只能慢慢生产出来，不是一下子能“复制”出来的。

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的慢慢生长，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局面。

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以前，我们比较注意城市硬件；以后，则要更加注意城市软件。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吸纳更多的人口，让城市的毛细血管充分发育，让城市成长为健全的生命有机体，更加便利、舒适、宜居。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13.8亿中国人身体舒张、灵魂飞翔的港湾。这一点做得有多好，决定着中华文明的高度。

城市发展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峰

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不是哪里独有，而是伴随着整个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荣都以一个当时标准的超级城市为特征。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从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阳，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临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的超级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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