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把8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是农民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不能离开土地，农民就把工厂开在了农村；1992年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取消，城镇中的工厂——也就是民营企业开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这两件事，为城镇里的工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房地产拉动了基建、建材、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使得过去十多年中我国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加入WTO则使得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外需。内外需结合，拉动了中国的工业生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得到巨大进步，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和世界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在内外需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工业化，为更高级的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国成了个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厂、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实质是降低工业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产能，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大规模基建的实质，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市场流通的成本，帮助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房地产的实质，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为投资渠道匮乏的中国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储蓄机制，为居民发行“城市发展股票”，买了这个“股票”的人，都获利颇丰。

中国农民进城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前面讲的是从乡村到工厂，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从工厂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这“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从数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经济增速上的“三个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制造型城市的反超。这三个反超，说明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经取代以投资和制造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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