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芬预计，有几种企业很容易赶上此次上市制度改革的首班车，第一是规模特别大的企业，第二是，原本准备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除了大型企业，此次上市制度改革，对于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来说，也有很积极的作用。

任秀芬称，市场普遍对于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的认可度并不高，当私募基金入场时，会倾向看推出时间，需要企业提供上市时间表，但是现在香港上市制度改革了，实际上就把所有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的道路拓宽了，也就给了很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变相鼓励了私募基金进场。

而私募基金的资金，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资金来源，研究显示，一家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融资总量中，私募股权类融资（及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合作融资、证券市场融资和其他方式融资（政府项目、天使基金等）所占比例分别为24%、22%、54%和0.2%。

歌斐资产PE合伙人王培俊对第一财经称，在内地，人民币基金退出周期大大短于生物医疗企业的研发周期，是制约内地生物医疗投资的主要瓶颈，内地生物医疗基金的存续期多为6至9年，已经长于其他行业基金1至2年，即便如此，相比于创新药8至12年的研发过程，依然太短。

王培俊称，一旦产品成功上市销售，医疗器械毛利率超过80%，创新药品毛利率超过95%的情况也很普遍，又处于“不差钱”的状态，但根据现行内地A股上市标准，只有2年以上盈利才能有资格申请IPO，因此造成中早期生物医疗企业融资难，即便这些企业上市融资后，资金利用的效率也很低，从新三板等OTC市场的情况看，这类挂牌公司的股份转让并不活跃，对于处于研发阶段的生物医疗类企业估值缺乏定价机制，这极大地限制了人民币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早期生物医疗项目。

李小加在4月25日的网志中称，在中国，生物科技行业大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由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的突破和相互附能，生物科技将产生巨大突破，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快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也会更加关注健康管理和生命的质量，而中国监管机构已经改革了药品审批机制，与国际监管机构合作互认，加快了创新药的研发审批程序，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这一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变革中担当重任，发挥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为生物科技行业雪中送炭。

王培俊称，港交所此次上市规则的改革，极大地降低了生物医疗类企业赴港上市的门槛，港交所为研发阶段的生物医疗企业，既提供了一个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这类公司的定价机制。融资和价值发现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由此提升资金的全市场配置效率。他相信，未来内地生物医疗产业在“质”和“量”上会迎来一个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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