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家笔下的当代中国

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史明智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中国的西方作家。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书写中国的经典范式。在古冈记忆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作品。如今，相似的历史语境和视角，让他觉得《长乐路》似曾相识。

也恰是这一点，让他感到“特别不满足”。“这些作家看待我们过去历史的眼光并没有变化。对像我这样一个很关注这方面变化的人而言，他们没有给我新的启发。”他说，自己希望看到的，并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对过去时代的理解，并讲明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构成社会的。“一个好的对社会的理解，应该是从长乐路的小人物折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强势话语的对峙，而不是单纯强调过去的苦难。”

《长乐路》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已经出版了不少国外作家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寻路中国》，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打工女孩》以及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和《东北游记》。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纽约客》记者何伟。同样是从身边人着手，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何伟的文字显现出深厚的历史意涵和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把握。与之不同的，或许是因为长期负责经济报道，史明智的写作与当下社会的宏观背景联系更紧密，也更偏向从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去审视人物命运。《长乐路》中的人物经历就触及了许多“大事件”，比如“反右”、“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国企改制”，以及城市化、户籍制度、温州模式、拆迁和集资诈骗。

在“译文纪实”策划者、《长乐路》责编张吉人看来，如果与其他美国记者的写作横向比较，史明智这部处女作最初打动他的并不是文笔和技巧，而是书中那些动人的故事。尤其是关于王明的部分，令张吉人感触很深。“为了这个故事，他找到了农场的狱友，还去了美国，这令我很意外。”他也看到了史明智在把握立场和观点平衡上的努力，这种对“价值中立”的追求，用张吉人的话说就是“立场很稳”。

如同人物悲欣交集的命运，《长乐路》中折射的70年历史，有光明，也有暗淡。一些海外读者对这本书作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因为不擅阅读中文，繁体和简体版史明智至今都还没读过，也不清楚这方面的评论。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书写态度并没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他所做的，就是把人物经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这里和在美国一样，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好事和坏事，我只是希望带着同理心去看每个人做的事，以及背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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