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写的中国，实在是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会重现。这就是我为何那么希望描绘、探究每一个人是如何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长乐路地图示意

每个人都怀揣梦想

在史明智看来，要说长乐路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住在那里的老上海人，“向来认为自己是最精致的中国人”。这是一条位于上海心脏地带、带着欧式风情的马路，曾是法租界的一部分。100多年间，这条繁华而有底蕴的马路滋养了一批洋气的市民。“那里有不少老克勒”，提及少年记忆，出生、成长在长乐路上的“60后”诗人古冈最先想到的是“同学父亲那辆高高车头的进口自行车和油光的头发”。

682弄的长乐路小学，是古冈的母校，直到现在，他还有同学住在那里。所以，翻开《长乐路》，古冈最先选读的就是《一盒信——长乐路682弄70号》。这一章又恰好记录了整本书中最曲折、最具冲突性的故事。“我很被王明的故事打动，感觉十分悲伤。”

故事由史明智意外得到的一大盒旧信引出。从100来封信件中，史明智得知，1957年，长乐路上的工厂主王明被送往青海德令哈农场劳教，留下了妻子和7个孩子。但因为通信在很长时间中受到严格审查，其中透露的这家人的生活细节非常有限。为了了解王明在德令哈农场的生活，史明智不仅翻阅了许多文献，还找到了王明当年的狱友、如今住在南京的魏教授。从亲历者口中，史明智了解到当年农场生活的种种苦难，尤其是饥饿，“小麦收割后，大家就蹲在那里拣剩下的麦粒，从自己粪便里再筛选出一些没被消化的麦子吃”。

1976年后，王明重回上海。这看上去是个不错的结局，至少他存活了下来。可悲剧依然延续着。在美国，史明智找到了王明唯一的儿子王雪松。年近六旬的他如今带着老母亲住在纽约法拉盛的亚裔聚居区，靠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还在社区图书馆攻读高中课程，而王明已经在养老院走完了余生。“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人。”王雪松对专程飞去见他的史明智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一切都会过去。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钻牛角尖。”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把父亲和这个家庭近30年的通信全都扔了。这些信流入一家古董店，恰好被史明智的朋友买到，这才有了被写入书中的这个故事。

在古冈看来，长乐路总在变化。自2000年以后，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条时尚街。那里地段好、租金高，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店主才租得起门面。那里也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老外。看着老外在这条路上居住、吃饭、娱乐，老上海古冈感到“恍恍惚惚，仿佛历史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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