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8万亿元国资是长期资本供给的源泉

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

上海其实已经站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

我们正处在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这是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时代，瞬息万变，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到物联网、区块链，令人眼花缭乱。这是真正的大时代，大时代往往也意味着大变局。大时代展现的并非都是机遇和繁荣，也伴随着挑战和凋零。

上海目前的情形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颇为相似，当时上海也有焦虑,后来邓小平南方讲话燃起了上海的激情,10多年就缔造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传奇。可以说，属于上海的黄金时代，大幕刚刚开启。

令人振奋的是，履新上海的李强书记最近呼吁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发出了当今时代属于上海的最强音。李强书记希望构筑上海发展战略优势，提出打造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全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这些战略举措把准了命脉，点准了穴位。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部时刻”，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大势所趋。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处于长三角的核心地位，其经济腹地是全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上海应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去，这是上海新的机遇和希望所在。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抓了一手好牌，一旦优势被发掘、资源被激活，把牌打好、棋下活,前景值得期待。

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从哪里起步？

我觉得，庞大的优质国资国企是一个大金矿，是上海弥足珍贵的重大战略资源、战略储备，是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先手棋、战略活棋。上海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国资重镇，目前国资总量达18万亿元。2017年上海GDP(国内生产总值)是3万亿元，国资总量差不多是GDP的6倍。而全国是什么水平？全国国资总量约120万亿元，2017年全国GDP总量接近83万亿元，约1.45倍。对比之下，问题的症结也就清楚了。

事实上，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民营经济不振已成为上海发展的隐患，不仅影响上海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也影响城市经济效能和活力，影响城市创新动力、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

我国非公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上海占比约50%。应当看到，1990~2010年，与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正是非公经济快速崛起的时期，公有制经济占比从96%降至50%，年均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而同期民营经济、外资合计占比从不到5%升至50%。2011年以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比重几乎固化在50%左右。可见，当下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任务重，压力和挑战大。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上海18万亿元国资并非“包袱”，而恰恰是长期资本供给的源泉。上海要突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开放度，下一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棋。要通过改革，将庞大的国资转化为流动性强的国有资本，让国资国企释放活力、展现张力，成为这个特大型城市经济的种子资本、活化因子，成为酵母。这样，上海完全可以积累新的势能和动能，为转型发展、创新驱动集聚新动力和新引擎。

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五个基本判断

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我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国资国企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活棋。见效最快，又可持续发力的战略活棋就是从资本着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这一棋局有三大关键点：一是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化，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二是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优化金融结构;三是培育一个得力、发力的资本市场。国资国企改革是这一战略棋局中的先手棋。国资国企既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也是国家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国资国企改革后，既可提供健康的长期权益资本来源，也可成为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的现成标的，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国资国企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确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调整经济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要抓住国资国企改革这个“牛鼻子”，大力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化。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以国有资本促进国有经济优化布局，优化投向，调整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作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重点。近年来，大力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去杠杆，主要是针对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主动化解风险。这当中，国企首当其冲，也是重中之重。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这当中，关键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改革方向，创新制度安排和供给，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让市场主体和资方主体真正平等参与公司治理。把股权多元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起来，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落实经理层契约制、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入探索管理团队和员工持股，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等；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战略性、市场化重组，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在国际资源配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从国资国企到国有资本的转变是根本路径。

十九大报告提出国有资本要做强做优做大，改革就是要把国资国企从原来比较僵化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转变国资国企存在形态，以国有资本作为终极存在形式，建立起健康的国有长期资本形成机制，进而确立国有资本在国有经济成分中的主导地位。

这涉及国有经济的实现方式问题。当国资国企以比较固化的形态存在时，就可能影响经济体血脉的流畅，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都可能高起来，造成经济体出现亚健康。当国资国企转化为流动性强的国有资本，就会成为渗入经济体内各个角落的毛细血管，成为城市、区域和国家经济的活力、张力之源。

国资国企转化为国有资本，流动性大增，更有利于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运营效率；更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转型；更有利于加快国资收益与财政收入的转换。

最后，资本市场是国资国企改革的主战场。

资本市场长期为国企改革发挥着“助推器”作用，包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产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股权多元化改革，推动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程度等。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发育，市场规模和容量很大，这为推进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变创造了现实条件。目前国有控参股的骨干企业基本实现上市，国资证券化率日益提升。国资国企改革应当把资本市场作为主战场，发力资本市场，提升资本效率，这是国资国企资本化的主要路径，也是金融脱虚向实的战略举措。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可望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资本市场对国资国企改革保持谨慎乐观，谨慎是因为之前资本市场服务于国企解困、圈钱的阴影仍在，国企一股独大扭曲价值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乐观是投资者对此轮混改乐见其成。

事实上，国资国企改革是价值链的全程运作，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国有控参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可望不断提升。从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到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多元化，从经营团队持股、员工持股，到优化国有持股比例，从IPO、定增到收购兼并、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无不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动力引擎。此外，国资国企通过证券化进入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后，不应再强化股权的国有属性，不应在经济活动中被特别保护。

改革进行时

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已经开启。

十九大前夕，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约780亿元人民币交易对价上演了一幕大戏。联通混改展现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气势与决心，信号非常明确，具有风向标意义，标志着混改大时代的开启。随后召开的十九大则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明晰了战略路径。

把视线拉回上海。在当前背景下，坐拥18万亿元国资的上海，完全可以落子国资国企改革，构筑上海发展战略优势，来引领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

首先思想要再解放。

不少人至今还在唏嘘叹息过去20年里上海品牌大面积消失或惨淡经营：1995年首批荣获“上海名牌”的152个品牌，20多年间已消失50多个，目前幸存的品牌也大多是明日黄花。我认为需要深思的是：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应当怎样推进改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对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可见，不改革才是最大的国资流失，改革才是对国资最好的保护。应当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我们有些认识根深蒂固，往往因为担心国资流失而讳疾忌医，结果形式上守住了国资，最终导致存量国资不断缩水，出现令人心痛的“冰棍效应”。这是国有经济中大量沉淀资产、低效资产、僵尸企业的成因。

同时要走出“程序”怪圈。国资国企改革要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讲程序、讲规范，这是刚性要求。但也不能一讲程序、规范，就固步自封举步不前。程序是为改革发展服务的，当程序影响效率就要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应当改变程序至上，避免唯程序主义。此外，还要有改革的容错机制，解放“紧箍咒”，切实解决基层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站位更高下活棋。

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深化发展，未来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波动势必加剧，而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将会成为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这方面，上海的优势和潜力是得天独厚的。上海国资规模大，质量好，集中度高，证券化程度高，大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管理规范，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良好。而且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资本市场要素发达，通过深化改革激活国资国企，可望形成稳定的长期资本供给，加快上海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上海已率先建立国盛集团、国际集团两大国资流动平台，并开始实质性运作。今后顶层的国资流动平台应当逐步向国资运营机构或类似政府主权投资基金方向发展，下面是控参股的、市场化运作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确保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流动，使国有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化因子，最终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战略目标。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有必要从关注GDP转变为关注GNP( 编者注：国民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的增长，这是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国企转变为国有资本后，可以参与全国、全球资源配置，不仅能够通过市场化放大GDP，而且可以创造质量更高的GNP，真正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强化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

以上海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或战略新兴产业为例，目前大国有骨干企业担纲此任，如果通过改革，一方面降低有关骨干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激活企业经营机制，另一方面把释放出来的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优质产业资源，这样不仅骨干企业活力大增，也将深化这些产业的国际战略合作，确保上海始终站在产业发展的国际前沿。

上海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国内外资本，推动国资国企市场化、开放性重组，不仅要深入推进混改，而且要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还要走出上海服务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局，让改制新生后的国有资本成为城市经济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上海正在建设“五个中心”。这就需要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去代表上海和国家参与到全球资源配置、全球竞争中，进而提升上海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上海拥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应当结合混改，吸纳大型企业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完善公司治理和机制，着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上海还要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发育。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上海应当结合国资国企改革，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致力成为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发育的乐土。

最后是国改基金当推手。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由国盛集团牵头组建的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为500亿元，首期募资200亿元，已于2017年12月底揭牌。这是国盛集团作为国资运营平台以市场化原则放大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统筹运作国有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创新举措。目前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组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作者系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