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智杰：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及其现实意义(4)

如果同欧洲大陆的以宣扬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运动相比，苏格兰伦理学家们学说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恩格斯说过：“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这种限制在斯密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对于经由1688年资产阶级和贵族相妥协的“光荣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亚当•斯密是拥护的。

不过，无论如何，斯密的合宜美德论强调社会道德规范应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人的本性在于合理利己和高尚利他的结合，强调应该以此为基础来确立和倡导各种美德，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充实以对人的行为的实践要求，又摈弃其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它会显得更加完美。在我看来，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的这些基本面和主要诉求，对我们现在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尽管国情世情大不相同，时代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以收相互促进之效;又如，既尊重合理个人利益和诉求，又强调服从集体和国家需要，力求实现两者相结合;再如，既坚决批判极端利己主义歪风，又坚决摈弃脱离实际的空洞的利他主义说教等等。在我看来，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应该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其哲学基础应该就是人性论，其经济学基础应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体现的公私利益协调论。

第三，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拥有共同的人性论基础，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结合。我们知道，提出人性问题并加深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是包括苏格兰在内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反封建的背景下，肯定人的独立本性及其作用具有历史的进步的意义;我们还知道，将人性问题置于新时代哲学研究的核心，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基础，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一大特点。休谟说：“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 我们还注意到，认为关于人的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的理性的基础上，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一大特点。休谟说：“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 不过，苏格兰学者通常又将人的道德规范归结为基于经验和观察之上的激情和感觉，主要是自私心和同情心。认为这“两心”兼而有之，便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般所坚持的人性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