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经济学诺奖2017——“利他主义”战胜“利己主义”

刚刚听到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获得了今年（2017）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感受到了经济学领域正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自我精致化、复杂化、标准化，而是在于它能否回答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几乎都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检验，不过每年基于学界声誉的诺奖获得者候选名单和最终获奖的人选常常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很明确感受到，评委会通过经济学诺奖的获得者及其他们的著作，向当今社会传递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政策信息。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对理查德·塞勒并不陌生。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力作《赢者的诅咒》、中信出版社在2008年、2015年分别推出了中译本《助推》、《“错误”的行为》等代表作。从中我们能感受学院派里的“另类”思想和人物，他们捕捉到经济现象的本质，由此形成的分析问题的理论体系，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力量。而与之鲜明对照的是正规研究体系愈发陷于晦涩难解的方法论竞争之中，甚至引起了学术界领军人物自身的警觉。

尽管行为经济学的大师们一再强调他们的研究意在弥补现有正规理论体系的缺陷，而非替代。以塞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真实世界和来自于真实性给他们的启迪，颠覆了我们很多惯性思维。比如，按照正规的理论体系来讲，一个社会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开放竞争的力量；而要保护好这样的市场环境以充分达到完全竞争的效果，就必须要强化信息的披露程度，加强社会行为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所需要的理性选择的专业化教育，从而使得社会个体在利己主义的原则指引下，自愿借助于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的规律进行理性投资和消费，以此达到企业创造最大社会价值，家庭部门享受最幸福生活方式的效果。

但是，塞勒列举了很多违背这种思维的经济现象，并提醒我们要尊重真实世界中“错误行为”的存在，甚至以“助推”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正规学院派一直以来基于理性人“利己主义”的假定所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而又没有效果的现实矛盾。比如，高收益高风险的价格规律屡屡失效的原因在于人们极端厌恶风险而看不到收益补偿的积极一面；又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机制带来了低水平的发展后果，其原因就在于那里的人们往往行使自己的决策权利，要求政府把征得的税收用于自己当前的福利改善，而不愿支持政府做有利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投资环境改善工程。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发现了塞勒所谓“自我控制”的社会现象。日本孩子从小就接受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利他主义”教育。他们的行为在自由选择的世界中的确可以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这种“利己主义”的行为会扰动市场，激发活力。但是这种“利他主义”的习惯，有时却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的困难，甚至让我们觉得这个民族的高傲冷漠，因为逾越一步就可能“侵犯”到别人的隐私。在这样的社会，“自我”和“他人”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也是外国企业在日本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塞勒还把现有的正规“理性人理论”甚至在高效的金融市场都无法对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问题解释得通的案例，归结于他的理论所揭示的人的过度自信、旁观者的好奇性、非理性“骑泡沫”等因素。

塞勒理论从昔日孤军奋战的“另类”小众群体，到当今占据学界主导研究力量之一的行为经济学体系，彰显了这个研究深远的影响力。事实上，至今为止，这个相关领域已有三次获得诺奖的出色表现！最早是2002年丹尼尔·卡尔曼，但他将自己的获奖归功于泰勒，他认为泰勒是首个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衍生出行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学者，提出他当之无愧是该学科的开创者。第二位是罗伯特·席勒，因为研究了金融市场非理性的繁荣而获得了2012年的诺奖。顺便要强调一点的是，塞勒今年是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身份获奖的，虽然这个学院过去曾有五位教授获得过此殊荣，但是，一个世界最崇尚有效市场中“理性人”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殿堂，今天却能包容“自己的叛逆者”的存在，这才是当今世界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的真正魅力所在。

今天塞勒等开创的行为经济学，代表性的理论有:禀赋效应（富有争议的“失去比得到看得更重”的判断），心理账户（意外的收入花起来更爽快），自我控制（它不是简单的跨期消费时间价值客观分析的问题，是人们储蓄与否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心理账户的判断等主观因素），公平尺度（唯利是图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否则就会自己遭到麻烦）等。

但现在又有一大批年轻的后来者继往开来，在以下的诸多方面，和他一起在完善和开拓理论体系和政策设计机制。比如，对于不确定性事物的反应。传统的研究聚焦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上来判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的高和低，但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大多数人们会根据自己过去对事物的“记忆”来认识现在发生的事物特征，所以，这种非理性的判断，要么导致人们过于乐观，要么过于悲观。这种来自记忆等因素的启发性诱导，常常是导致人们认知局限的根源所在。

比如，过度评价明星人物的超人格魅力，常常把舞台人物的记忆与他（她）真实的存在混淆在一起，所以，一旦明星的真实面目尤其是负面消息被媒体披露出来时，人们会表现出来无法抑制的惊讶和失望。

比如，人们的喜好也没有像传统经济学那么直观，那么简单。传统经济学把自然人描述为这样一种“利己主义”的群体，他们只追求自己消费带来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有明显的喜新厌旧的特征。但是，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观察到的却不是如此简单，他们发现同样一个被观察的个体，有时表现出来的是利己行为，但有些场合却显示得如此慷慨，这种偏好的多变性有着它内在的规律（条件依赖），比如口味、习惯、情感和其他内心反应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分析每一个个人的行为方式时应该要注意个人承诺、社会实施的规范约束以及与他人的情感关系差异性带来的内在变化等。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想，塞勒与桑斯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合著的《助推》（2008），阐述了如何运用选择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对人们施加助推力，使他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自由和富有的决策，书中包含了两个主要的观点是：（1）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2）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中“自由”和“专制”并不矛盾，而是在不牺牲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助推去帮助人民改善生活。

总之，塞勒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很多来源于他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睿智的观察力，同时再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影响真实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很多经济学人的初衷：经济学应该富有能够穿透现实社会的复杂表象、勾勒出指导社会实践的独特魅力。不忘初衷才能把注意力牢牢地放在真实社会的变迁上，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至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初期，所遭遇到的正规学院派无法适应它的碎片化证据（案例和实验研究）和“有意搬弄是非”的价值判断（缺乏严谨的数理模型，外在假定太多）而对它不屑一顾的待遇，这让我想到“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那句套话。但不得不强调的是，即使如此，塞勒等一批当初热衷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们所付出的代价（在一流学术杂志上投稿不被接受的苦涩经历）换来了今天的成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又是一个“利他主义”行为笑到最后的经典案例。

据说，理查德·塞勒在获奖后被问及是否会很“理性地”使用这笔奖金，他的回答是，“我会尽可能地用非理性方式花掉奖金”。我们都知道他平日喜欢打高尔夫和品尝上等的红酒，也许这笔奖金就放在他自己不介意花费的那个为个人喜好专设的“心理账户”上。

从心理学去观察人性的视角，再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市场失败的问题，这就是今年诺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给我们打开了修复“人性的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的又一扇窗户，它的意义可能正如作者在《“错误”的行为》一书的卷首中引用的帕累托的那句话：“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有朝一日，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孙立坚系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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