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朋友圈或媒体来了解世界？小心你的想象力被操控(2)

这样，有意无意地，人们开始从帝国的角度出发，去想象、感受和思考自身所处的世界。这是一种自视为“人类的主人”的心态，仿佛世界的其余地方都是他有待了解、开发并征服的客体，而只有他才是唯一能动的主体。不管怎么说，这看起来是一种相当具有雄心的浮士德式精神，有着一股“不彻底掌控世界不会停下来”的劲头——客观地说，这种寻求支配的强烈驱动力，既是征服精神，有时却也像是某种“求知欲”。或许也因此，《帝国之眼》在探讨这种旅行书写中潜藏的霸权话语时，并不是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而是从1735年法国人发起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及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的出版说起，因为两者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冲动：不遗余力地搜求地球这颗行星的知识，予以精确的测量、描述、编码、分类，把原本混沌的世界变为有序，由此纳入到一个以欧洲的知识构造为框架的全球统一秩序中去。实际上，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像是在从事上帝的工作，这是“帝国之眼”的一神教神学根源。

乍看起来，这种博物学的活动似乎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做任何事，而仅仅将它予以抽象地重新编码了;但事实上，这具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深远意义，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全球的地理和物种知识予以全面的系统化、标准化尝试。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进步;但从人文批评的角度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是谁在命名、使用和控制这一套知识系统?谁有权描述、再现那些地方的景观和社会?尽管这不像帝国主义公然的征服、占领和奴役那样残酷，然而正如《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

这涉及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即一神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始终假设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主体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在用透视法绘制成的西方画作上，始终假想了画面之外有一双眼睛在观看;但在传统中国画上，却并没有这样一双固定不变的、支配整个画面的眼睛存在。正因此，西方式的“观看之道”总是涉及某种权力关系，而问题又总是归结为谁最终有权来进行这样的观看。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把约吉·贝拉那句“通过看，你就可以觉察到很多东西”放在扉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