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发财致富看周期”，但需避免产生新周期“幻觉”(6)

为何会出现改革红利衰竭?首先，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某一时段所做出的制度安排，更多是依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所制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将发生变化，客观上要求制度安排也做出相应的变化。其次，与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相关。由于“渐进式”改革是分步进行，而非一步到位，伴随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也随之变化，分步式改革的一些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演化为僵化的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价格双轨制”演变路径就相当典型。

价格双轨制的产生完全是决策者们依据当时中国的特有情况进行的一次改革，在市场化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寻找到了一条过渡价格体制。当时中国不仅总量短缺，而且商品结构短缺更为严重，不可能实行全面市场化，通过短期“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总量和结构矛盾不太现实。而且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是最佳，甚至产生逆调节。正是这种放统两难的局面，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实行双轨制价格，寄希望于通过两种价格撞击反射，交叉推进，最后达到理顺价格关系的效果。在实施了价格双轨制后，随着生产活动进一步扩大，此时应该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再次进行价格体制的调整，而不是让价格体制僵化，阻碍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这方面改革一直拖延到1992年才开始启动。

正是因为改革的推进存在“波动”：在改革红利释放、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时候，改革的动能不强(高增长也容易让人觉得已有的制度安排很适应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改革推进总是犹犹豫豫，只有在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倒逼改革加快推进。同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因此，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也随之演生，只是与改革“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是因为“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如何产生“新周期”?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8.6%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