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发财致富看周期”，但需避免产生新周期“幻觉”(3)

也有一些研究者秉承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周期的规律，例如，通过VARs、马尔可夫区域转换模型和谱分析方法去捕捉经济周期。

然而，单从统计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周期规律，如果没有经过“大数据”处理，就很容易陷入“不完全归纳法”的误区，例如，人类工业革命之后总共才经历200多年，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存在60年一次起伏“长波”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使用的样本数才100多年，以这么少的样本为依据去判定存在60年的长波周期，显然“预测性”太强。这就像有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当别人从医学的角度指出他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不利于长寿时，他们往往也会运用“不完全归纳法”的可选样本为自己辩驳：“林彪元帅，不抽烟不喝酒，只活了63岁;周恩来总理，喝酒不抽烟，活了73岁;毛主席，抽烟不喝酒，活了83岁;邓小平总设计师，又抽烟又喝酒，活了93岁;张学良少帅，曾经吃喝赌，活了103岁;雷锋同志，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还天天做好事，却只活了23岁。”这显然就是采用选择性的小样本、进行“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谬论。

又如朱格拉周期以朱格拉命名，而朱格拉本人是一名兽医，这一经济周期是他在统计牲畜瘟疫死亡情况的时候，发现人类的结婚、死亡等也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1860年之前，也就是朱格拉选取的样本范围，工业化程度、医疗技术发展程度、电子信息化程度远没有现在发达，那么这一统计规律到现在有多大的借鉴意义，显然值得怀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一种叫“SARS”的“瘟疫”式传染病传到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很多商业活动受到干扰，导致中国经济短期回落。非常巧合的是，十一年之后的2014年，一种新的“瘟疫”式病毒“埃博拉”在海外开始传播，但人类医学技术的发展抑制了“埃博拉”的传播途径，没有让它影响到非洲之外的其他经济体。

这说明要理解和判断经济周期，不能完全基于统计分析，更需要去理解经济出现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商业周期、创新周期和制度周期的叠加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周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用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的研究者采用多变量方法，例如独立成分法，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进行测量，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1979~1985、1986~1988、1989~1994和1994~2004年四个完整的周期，从2005 年起进入第五个周期。更多的研究者是采用单变量方法(即实际经济增长率)来划分中国的经济周期，例如，采用状态空间模型、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等参数方法和简单移动平均、HP滤波等非参数方法。当然也有采用较为传统的谷谷划分法，主要是通过直接观察找出GDP增长率的波谷对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得出1977至2009年的中国经济，可以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和2000~2009年5个短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