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发财致富看周期”，但需避免产生新周期“幻觉”(4)

从统计意义上对中国的经济周期进行划分之后，对如何会形成这样的经济周期，研究者们更多也是运用凯恩斯理论，从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角度和经济政策的变化来解释。这就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理解为中国政府调控下的经济周期，显然与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相背离。尽管中国政府进行一些反周期的政策操作，或者进行了一些力度较大的政策操作，导致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但并没有改变经济运行的中期格局。例如，1990年的扩张政策和2009年以来的扩张政策，均没有改变经济回落的趋势，扩张政策带来的经济短期回升是“昙花一现”。

另外在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的时候，假若我们依照成熟市场的经济理论，有一些经济现象就陷入无法合理解释的困境。例如，2002~2007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组合，六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1%，但CPI仅为2.1%。但难以解释的是，在2010~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路下滑，却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7.7%，但CPI仍然达到2.6%。假若我们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法则去解释，几乎是得不出答案，可以说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假若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仅仅是短期经济增长偏离长期潜在增速，假若长期潜在增速是这两段时间的中轴，那么2002~2007年经济相对于长期潜在增速向上偏离，为何没有通胀压力?而在2010~2013年期间，经济增速出现相对于长期潜在增速向下偏移的过程中，为何物价上升的压力却还在加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体之中，自然会受全球商业周期的影响，也会受到技术创新周期的影响。但仅从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去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波动和增长奇迹，这需要我们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理解。

1978年至2013年这35年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20多倍，年均实现了9.9%的高增速，作为一个大周期(当然这一周期未来还将延续)去理解，完全是1978年之后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释放所带来的高增长，是“制度创新”对潜在增速的释放。当然，这种“制度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改革开放”，而应该是一种结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和开放。1979年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推行了改革和开放，但是很多国家在改革后的经济增速比改革前还要低，有些国家，例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的经济体，加大开放之后经济甚至出现了倒退。赫尔普曼在《经济增长的秘密》中讲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会促进增长，但并不能证明对所有国家而言开放能带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