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发财致富看周期”，但需避免产生新周期“幻觉”(5)

同样，理解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经济运行的波动，也需要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分析。在1978年之后这一巨大的改革逻辑下，经济增速得到大力提升，但由于改革在各领域和各时间段的推行呈现出“停、缓、急”，这样也就相应地产生经济波动。在某一时段推出某一领域的改革，能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或技术的进步，便会刺激投资，引起经济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释放对经济体的推动作用效用递减，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便转入衰退。以此作为解释逻辑，我们就会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来计算经济周期，中国就经历了整整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第一轮改革经济周期起始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结束于1992 年新的一轮改革启动;第二轮改革经济周期是1992 年中国政府开始启动新的一轮改革，到2013年新的一轮改革酝酿。

假若我们运用四阶段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其运行规律就是一条正弦曲线，对应的四阶段分别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与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起来：繁荣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释放阶段;衰退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衰竭阶段;萧条阶段即为启动一轮新的改革出现市场出清的阶段;复苏阶段即为生产要素开始重新配置的阶段。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斯密增长”展开的，即打破制约要素市场流动的约束，扩大市场规模。

改革为何也会周期波动?

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是很难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的，但在面临制度改革红利开始衰退的时候，为何政府仍然愿意选择扩张政策来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为何不愿意选择改革来提升经济的潜在水平?其原因包括两方面：其一，短期需求和供给的刺激见效比较明显，而改革提升潜在增长水平需要中长期才能释放出来;其二，任何的改革都会存在既有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试图去维系僵化的制度而阻扰改革，政府也就不愿意在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衰退之前，或出现的时候，去启动制度改革。而更愿意在经济回落之初，去选择当时皆大欢喜的政策刺激。至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由于存在滞后效应，很有可能就留给了下一任政府。

这其实也符合历史各国制度改革启动的通常路径，即都是经济运行到一定时候，经济下行压力和各项结构矛盾开始显现，从而倒逼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