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能驯服政治吗？(4)

这涉及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给公民们提供一个可在其中参与自由竞争的框架，使其福祉最大化，还是为了谋求国族这一共同体在世界上的政治优势?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世界上，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入，也许终将会证明英国启蒙思想家的远虑：经济是有可能驯服政治逻辑的。因为正如休谟当年曾说的那样，只有像古埃及那样孤立自足的文明，摧毁邻国财富才是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可行办法，而在如今的世界上这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猜忌邻国同样是在损害自己，这样做已变得没什么必要。那个市场自行运作的图景远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像“人生来平等”一样，是一个始终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

这并不是说一个完全互惠的乌托邦已经降临(也许永远不会)，但至少，在我们的时代，“贸易的猜忌”也更新了它的表现形式，有时甚至是在互惠的形式之下行猜忌之实——毕竟各国的状况千差万别，有时看似公平互惠的竞争，对弱国而言却可能是致命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其实可能是一种强者所秉持的保守哲学：它虽然承认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但却认可“各安其分”的现存秩序，就像自然界中物种竞争的结果是老鹰和麻雀占据食物链的不同位置，然而麻雀永远不会进化到老鹰的位置。不过它至少是一种不预设结果的开放性理念，正是这一点更适合现代政治，因为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和交互作用，产生出无数无法预料的非意图后果，在此，它含蓄地驯化了政治——并不是说政治可以不作为，而是说，政治应当通过干预措施来确保自己不过度干预。也许在这个基础上，最终才可能终结“贸易的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