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能驯服政治吗？(3)

很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思想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更具世界眼光。亚当·斯密虽然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对贸易实行政治保护，但他坚决反对像法国重商主义者那样，通过蓄意破坏邻国的经济来使自身获得利益，因为在贸易中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一个贫穷的邻国也意味着你的贸易遭到破坏，他国的损失未必是本国的收益。不过，值得补充的是，这倒未必是英国人有多少利他的高尚冲动，而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相比欧洲大陆各国，英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更高。对于那些妨碍自身竞争力的因素，英国其实表现得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坚决，甚至可以“不顾一切道德和正义的考虑”。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的思想家们似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与其说是在构想“本国如何去改变世界格局”，倒不如说是在考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本国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点上预先承认了这种“大环境”就像市场一样，是动态而不可控的。他们不仅默认这才是“自然状态”，还普遍认为对这一状态的干预、控制的努力才是糟糕而不可取的，那统统都是对市场自由的扭曲。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恰恰相反，是要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种扭曲，而回归到“自然状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经济学家们何以会提出“无形之手”、“比较优势”、“自由放任”等著名理论，而且把“规划”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事实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也是基于同样的思想提出来的：整个世界遵守某种自然演化的法则，不需要人为干预，而每一个个体没有绝对的劣势，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构成一个和谐丰富的世界。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认为，这种理念源出中国的“无为而治”，但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倒是与基督教神学的渊源更深：那只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万物秩序。英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想必也与之息息相关：每个个体都有权去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大化，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样一种竞争最终势必涉及“效率”的问题。国家也不过是国际政治这个大环境下的个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在英国人看来，国家的存在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自由与贸易，而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认为是为了更好地将公民集合为一个整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