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能驯服政治吗？(2)

虽然英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在当时的西欧把“自由贸易”喊得最响亮，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同时最无情地执行这种“贸易的猜忌”，因为经济上的成败对他们来说最攸关紧要。就此而言，“贸易的猜忌”一词最早由一个英国人提出，实在也算不得是令人惊讶的事。那是英国学者休谟根据霍布斯“君主和主权者的猜忌”一语仿造出来的，用以描述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即战争逻辑和贸易逻辑在17世纪的合二为一。在休谟看来，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但他又认为，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运用到贸易实践中，乃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一种病态联结，把整个世界变成了无休止的商业性战争的大剧场。因为在他看来，贸易和战争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要求互惠，而后者则是必会分出输赢的零和游戏，两者存在二律背反。他倒并不是要求政治彻底退出经济领域，以肃清其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扭曲——那毕竟是不可能的乌托邦——但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深思的问题：最终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还是经济驯化政治?

不管思想家们如何设想，现实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不过，如果仔细辨认，它在欧洲各国又至少生发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英国，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就专注于提出某种竞争性经济战略，以权衡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生存机会;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政权发展出一种强烈的重商主义战略，以一种官僚命令型经济体制来监管经济，最终是为了在国际政治中确立法国的政治优势;而兴起较晚的德国，则更加关注如何运用政治来保护自身幼稚的产业，直至它获得竞争优势。不难看出，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而言已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至于各国都被迫在一个更加变化无常的竞争环境中处心积虑地确保自身的优势，否则它们或许很快就将面临政治上的麻烦。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此后数百年的国际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竞争：如果说英国人始终依靠市场的逻辑，那么法国人所设想的乃是通过政治代议制来使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型国家联合起来，那是一种基于政治同质化的国际秩序想象。与英国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商业传统不同，在法国这个农业大国中，思想家们惯于将自给自足的封闭商业状态视为一种完美的政治状态——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设想。从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这一点可以看出，这种设想其实更贴近当时欧洲各国的现实，然而它却失败了，这恐怕是因为：基于政治权利的计划、构想与安排，是出于一种静态的国际秩序想象，难以适应动态的国际政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