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之辩：最大的风险是什么？(2)

换句话说，上面第一点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遭到储户挤兑的风险，第二点大大降低货币市场出现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挤兑的风险。历史上大多数金融危机都属于第一种挤兑，而雷曼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则属于第二种。中国金融体系转轨的特征，帮助降低了这两种挤兑的风险。

第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虽然总债务不低，但纯粹的私人部门债务并不高。民营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加起来，不到总债务的40%。许多国际机构都对中国的企业债务表示了担忧。中国企业债务的确很高，但其中民营企业债务只有35%左右。换言之，中国的大部分债务， 都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政府加国企)发生，这就给了政府很大的空间腾挪债务。比如说，几年前一些机构分析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现金流，认为其不足以覆盖利息支出，因此预测一场地方债务危机即将来临。但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化解了这场风险，其本质就是将地方政府债务转变为中央政府债务。这个过程中，政府腾挪债务的能力，以及对银行体系的把控，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些，在一个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除了转轨之外，经济发展对于避免危机也居功至伟。中国之所以可以化解本世纪初的坏账风险，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之后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时，这么多年以来，关于房地产风险的预警虽然一直不绝于耳，却每每落空，最大的原因也是收入的增长。甚至今天上海的房价是不是泡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未来的收入增长速度。而且，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也为投资提供了空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硬着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资保持了很高的增速。201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011年的两倍，之所以能做到这么高的投资增速，原因在于过去的资本存量很低，未来应该不可能重复这样的投资增速了。

除了转轨和发展之外，政策制定者相对务实的态度，也帮助避免了危机的出现。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人民币问题上没有固守“不可能三角”的教条;在清理融资平台的过程中，面对即将出现的“财政悬崖”的风险，也能很快进行调整。就在最近这一轮去杠杆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就明显对两类杠杆有所区分。一类是实体经济的杠杆，另一类是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后者，而对于前者则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类杠杆有本质的不同。